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英国著名小说家，1960年生于英国布里斯托。 他曾于1991年在东安格利亚大学学习创意写作，1995在兰开斯特大学发表了论述批评性写作与创意写作的博士论文。 他发表第一部小说的《无极之痛》（INGENIOUS PAIN）获得了三个文学大奖，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International IMPAC Dublin Literary Award，英国作家D.H.劳伦斯、E.M.福斯特、格雷厄姆？格林都是该奖获得者）。目前这部小说已经被翻译成36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乐观主义者》讲述了在目睹了中非的一场种族屠杀后，40岁的克莱姆回到伦敦，“把靴子和旅行箱中的衣物一股脑儿丢进庭园里一个垃圾箱，回到家中，死命地搓洗双手”。然而他的生活再也无法恢复：他退化到一种类似道德发烧的状态，在伦敦街头游荡，孤寂、无自治力又充满侵略性，即使对于肉体的欢愉也已麻木不仁。正是在这种紊乱中，克莱姆开始照料姐姐克莱尔。
　　克莱尔是一位美丽的艺术史学家，二十年前在巴黎留学时患上了神秘的精神疾病。克莱姆渐渐发现照顾她的同时亦是在慰藉自己的心灵，于是他带着姐姐回到他们一起度过童年的英格兰西部，那里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暂时忘掉了自己的悲伤。克莱姆心头的压抑日渐缓解之时，大屠杀的凶手落网了，他终于得到机会去直面自己噩梦的源头……乐观主义者》是一部最具反思精神的作品，展现现代人肤浅、脆弱的灵魂。

　　N教堂大屠杀发生后，克莱姆·格拉斯飞回了伦敦。他把靴子和旅行箱中的衣物一股脑儿扔进一只黑色的垃圾袋里，提到一楼，丢进庭园里的一个垃圾箱，回到家中，死命地搓洗双手。第二天早晨，他听到沿街收垃圾的清洁工的叫喊声。后来，朝外看时，发现一溜空垃圾桶整齐地靠栏杆排放着。他躺在地板上，瞅着光影在天花板上移动，似乎在两种想法之间迷失了方向。整个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晚上就这样过去了，整整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他都开始有点数不清日子了。
　　正值五月，天气虽说尚在暮春，但已是夏日气象。街道两旁的树木枝繁叶茂，满眼浓绿，纤尘不染。到了傍晚时分，车流缓缓前移，紧闭的车窗内，音乐声震耳欲聋。孩子们放学了，有的在大街上大声争论着什么，有的对着墙踢皮球，有的唱着祖母哼过的儿歌：“苹果树阴下，男友与我说悄悄话……”隔壁房子里住着几个吸毒的人，经常开着便携式收音机，在凌晨时分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音，如同快要被拽进地狱一般。偶尔，他们也会向窗外掷出东西。克莱姆回家两周后，隔壁楼上一扇窗户里抛下了一只十升装油漆桶，桶身被摔裂了，人行道上、阴沟里大约有两平方米的地方都铺上了紫色的油漆，厚度有两三厘米。在阳光的照射下，油漆的表面结上了一层硬痂，但底下依然是湿的。很快，人行道上出现了紫色的脚印，逐渐变浅，甚至还出现了一串串紫色的狗脚印，绕电线杆一圈后，朝着哈罗路的方向逐渐消失了。
　　那些吸毒的人闹得可欢了。他们聚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哈哈大笑，挥动着手里的瓶子，如同凯旋的叛军。一星期后，他们又抛出了一桶橙色的油漆，留下了一摊偌大的碎蛋黄。
　　克莱姆的杜马克相机包就靠门口放着，里头有尼康相机、徕佧相机、数据线、闪光灯、镜头，还有二三十卷胶卷。看着紫色人行道上的煎蛋黄，他琢磨着如何捕捉这一画面。这一反应，无它，完全是下意识的，属于职业习惯。相机暂时就搁在包里吧，等有了精力再决定如何处置。隐隐地，克莱姆似乎看到。自己将相机送回金斯利的店里变卖。徕佧相机会值很大一笔钱，他的老伙计尼康相机也还值些钱，大概能抵一个月的租金吧。
　　月底的一个午后，那些吸毒的家伙被驱逐出去了。先是开来了两辆警车，接着市议会的工作人员也赶来了，还带来了钢栅栏，开始将那栋房屋封锁起来。他们在木门上包上铁皮，窗户围上了钢条。在屋前的栏杆边，他们留下了一小堆个人物品——一只睡袋、一个电吹风、几枝塑料花和一根拐杖。那些吸毒者，尤其是其中几个女的，大吼大叫，还挥舞着拳头。克莱姆从二楼的窗口瞧着，对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激情不由得感到佩服。他寻思着，他们是否明白这种激情毫无意义，或许，这种毫无意义才正是其激情的根源。一切准备停当，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离开了，警察也爬上了警车。那些遭到驱逐的吸毒者还在狂乱地挥舞着拳头，但终于三三两两地，前往教区各大收容所，以及外卖酒店。一些当地人站在外面，时有笑声响起。
　　傍晚时分，克莱姆下楼来到大街上，格罗夫此时近乎死寂。他瞥了那所房子一眼，然后蹲下身子，手指滑过残留的油漆。现在油漆的表面摸上去有点像指甲油，滑溜溜、硬邦邦的，稍稍有点起伏，但几近平坦了。
　　接着，在油膜的边缘，在油漆与浅灰色铺路石的交接处，他发现了一张稍显模糊却又十分精致的树叶轮廓。借着打火机火苗发出的光亮，克莱姆发现，那儿还有别的树叶，散布在周围。枯叶精致的叶脉半遮半掩着，像躲在餐巾纸下的画面。克莱姆很想知道这些影像是如何在这儿留存下来的，如何经受住去年的秋雨、去年的秋日阳光、成千上万行人步伐的重量、腐败物质散发出的能量，还有石头的微量吸收的。克莱姆研究着，直到打火机烫得没法再使用了。他想起了福克斯·塔尔博特那张用纸基负片法拍摄的树叶，一张举世惊叹的照片：纸基负片法一词本身源自希腊语“美”一词。克莱姆双膝着地。在他前面，那幢钢条围着的房屋在路灯下熠熠生辉。克莱姆低下头。现在会发生点什么事儿吗？是可以撒手不管的事儿吗？这就跟盼望得一场小病差不多。他咬了咬牙，摸了摸干涩的双眼。在他身后，在两辆停靠着的小汽车之间，有两个小孩子在偷偷地瞅着他，并开始咯咯地笑了起来。克莱姆费力地站起身来，上楼，回到公寓，又一次在起居室的地毯上躺了下来。
　　夜幕降临后不久，书桌上的电话响起，铃声响过五次后，答录机接起了电话。克莱姆录下的提示说他出国了。电话机嘟了两声。对方停顿了一下，其间，克莱姆仿佛听到了海鸟的叫声，随后是他父亲的声音：“是我。
　　你回家后给我打个电话好吗？”再次停顿了一下，接着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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