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叙事视域下的格特鲁德·斯泰因研究》：
上文已交代结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或哲学学说，其实更为确切的理解，结构主义乃是一种方法论。众所周知，随着自然科学在20世纪的蓬勃发展，其科学化的、精确化的水平越来越高，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否也能遵循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呢？结构主义应运而生。结构主义的要义是企图通过一种结构来探讨和表达被考察、被审视对象中的一种文化内涵或文化意义，而结构是指对象各要素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用罗兰巴特的话说，“结构主义诗学或文学科学不会告诉我们某部作品必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也不会提供或发现一种意义，但它会描述意义生产的逻辑。”①作为一种方法论，结构主义有两个最为显著的基本特征。
首先，结构主义强调一种整体性。它认为，任何一种事物均由部分和整体构成，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网络。部分离不开整体，部分也只有放在整体中被考察才能被人理解，所以任何的部分都不能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中。这样，整体性的原则就成为结构主义中的一种优先原则。如索绪尔就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②基于对索绪尔的理解，我们不应该将字词放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下去考察，而应置于一种特定的符号系统中整体地对待它们。列维-斯特劳斯以考察人类学为主，他认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日常社会生活同样也需要从整体性的角度去理解，否则便得不出任何的结论。社会生活极其复杂，其中有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也有宗教、法律、伦理层面的，这诸多的因素便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和网络，其中任何的单一层面只有放在整体中才能被解释和理解。至此可以看出，对整体性的考察才是结构主义的核心原则，这样做不是要忽略部分，没有部分当然不存在所谓的整体。整体性原则是在强调在考察任何对象时，首要的原则是要坚持从整体性出发，而不是相反从局部出发。
结构主义第二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强调共时性。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了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①索绪尔认为，人们一直在研究语言的历时性，其实语言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而人总是生活在现实和当下的情境里，所以我们还应该更多地研究语言的共时性。语言是即时的，也是鲜活的，我们当下的语言更多地表征为一种言语，而言语总是共存于一种语言的符号系统中。所以考察言语时，应将它们置于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系统中，并采用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来诠释它们。索绪尔的语言共时性原则与他所秉持的语言整体性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并将后者推向一种深入和发展。皮亚杰也指出：“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如像在连续几代的语言学家中，结构主义主要地是要把加在孤立现象之上的历时性研究抛在脑后，用共时性的理论去找出语言的整体系统来；……”②
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对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结构主义做出了如下总结：第一是结构主义认为一个研究领域里要找出能够不向外面寻求解释说明的规律，能够建立起自己说明自己的结构来；第二是实际找出来的结构要能够形式化，作为公式而作演绎法的应用。结构主义有三个特性，即整体性、具有转换规律或法则、自身调整性。所以结构就是由具有整体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图式体系。①
至此已非常清晰的是，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确实存在它的独到之处，可被广泛地运用到很多领域。结构主义的主要功能是把被考察对象看作一个网络状的结构，并通过对其结构的深层分析和解释得出其中的文化意义。当然结构中所包罗的元素也是极其广泛的，如社会文化中存在的各种实践活动、各种文化现象，等等。这样的说法还是比较宏观，因为结构主义者审视的对象有时会非常地微观，比如，一个简单的游戏、一个细小的文学文本，甚至是晚餐中的仪式感等。比如上文提及的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列维-斯特劳斯，作为一位人类学学者和民族志学家，他考察的对象有时看似非常的琐碎，比如宗族文化现象，食物准备仪式中的文化内涵，等等。与列维一斯特劳斯不同，学者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也因结构主义的研究而被人津津乐道，但文学才是他们考察的重点，两者最终转变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目前，人类已迈入21世纪，在语言哲学、社会文化等领域，人们还是经常运用结构主义作为考察的一种常用的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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