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卡伦·霍妮（1885—1952），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心理学早期的倡导者之一，主张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

译者：

王丹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和ESCP Europe（欧洲高等商学院），国际商务、欧洲商务双硕士，曾参与翻译《巴黎的故事》等。

《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系统地阐述了霍妮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详细论证了文化因素与神经症形成之间的关系，提出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时刻处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而主要的冲突就是我们都同时具有“亲近人”“对抗人”“逃避人”的冲动。这些冲动若协调不好，就会使我们陷入各种各样的焦虑和神经症。本书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

在我们的文化中，避免焦虑有四种主要方式：理性对待；否认焦虑的存在；麻痹自己；避免能够产生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处境。

第一种将焦虑理性化的方法是用来逃避责任的最好借口。它的实质在于将焦虑转化成一种理性的恐惧。如果这种转化的心理学价值被忽视了，那么可以想象这种转变并不会带来太多的变化。过度焦虑的母亲实际上就是在关心自己的子女，不管她是否承认或者是否将这种焦虑解读为正当的恐惧。然而，人们可以做无数次这样的实验，即告诉一位母亲她的反应不是一种理性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并暗示她这种焦虑与现存危险并不相适，这其中包含了个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她会驳斥这种暗示，并且不遗余力地证明你完全错了。玛丽难道不是在襁褓时期就感染了这种传染病吗？约尼在爬树的时候没有摔断腿吗？难道最近没有人用糖果来诱导小孩子吗？难道她的这种行为不是完全出于爱和责任吗？

任何时候，当我们遇到有人为非理性态度做出非常强烈的辩护时，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认识到受到辩护的态度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一个母亲并不会为她的这种情绪做无助的祈祷，而是会积极地做些事情来改变现状。她不仅不会承认错误，而且还会为自己的高标准而感到骄傲；不会承认自己的态度中包含了非理性元素，而会认为它完全理性和合理；不会看到并接受一个使自己发生改变的挑战，而会将责任转嫁给外界社会，以此来逃避面对自己的真正动机。当然，她必须要承受无法摆脱的烦恼作为换取暂时性优势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她的孩子们也要付出代价。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归根结底是她根本不想去意识到这些，因为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幻觉：她不能改变自己，但又想设法取得这一改变能带来的所有好处。

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坚持认为焦虑是一种理性恐惧的观点。不管它的内容是关于分娩的恐惧，还是疾病的恐惧，或是害怕饮食失调，害怕天灾人祸，害怕穷困潦倒。

第二种逃避焦虑的办法是否认它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否认焦虑的存在，将其排除在意识之外，并没有真正地解除焦虑。这时候身体会出现一些伴随恐惧和焦虑而产生的症状，如战栗、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呕吐、腹泻，并且在精神层面上会表现出烦躁不安、易冲动或呆若木鸡。当我们害怕并意识到自己害怕的时候，就会有这些感受和生理现象。同样，这些感受和生理反应可能也是缘于一种被压抑的现存焦虑。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对自身情况的认识只是一些外在表现，如在某些情况下会频繁小便，在火车上晕眩呕吐，有时夜间盗汗，而通常情况下发生这些都没有任何生理缘由。

然而，人们也会在意识里否认焦虑的存在，这是一种企图在意识上征服焦虑的表现。这和通常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很相像，即企图通过不顾一切地忽视恐惧来消除它。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士兵受到克服恐惧的冲动驱使，做出了英勇的行为。

神经官能症患者同样也会下意识地去克服焦虑。例如，一个担心自己被抢劫，深受焦虑折磨的女孩，会在青春期到来之前下意识地决定忽视焦虑。她会一个人睡在阁楼里，独自在阴森、空荡的房间里走动。她进行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梦揭示了这一态度的种种变化形式，在很多的场景中她都是非常害怕的，但每次都会勇敢地面对。其中一个情景就是，在半夜听到花园里传来脚步声时，她走到阳台朝着外面喊了一句：“是谁在那里？”她成功克服了对抢劫的恐惧心理，但是由于触发焦虑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已存在的焦虑所产生的其他后果仍然存在。她还是缩手缩脚，胆怯。她觉得自己不受欢迎，也无法安定下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更通常的情况是神经症患者并没有这样的自觉性，这一过程往往就自动发生了。然而，他们和正常人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决定的意识程度，而在于所得到的结果。神经官能症患者竭尽全力所能得到的不过就是消除了焦虑的特别表现形式，正如女孩消除了对强盗的恐惧，我并不打算低估这样的结果。它可能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并且在提高自尊心方面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心理学价值，但是由于这些结果容易被高估，那么指出其负面影响就变得尤为必要了。事实上，不仅人格的动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当神经官能症患者失去了内在紊乱的现象时，他同时也失去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动力。

不顾一切地克制焦虑在很多神经症患者身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总是不能被人们正确地认识到。例如，攻击性在某些情境下很容易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表现出来，并被认为是实际敌意的直接表达，然而实际上这可能是在面临被攻击的压力时，不顾一切所展现出来的对胆怯的克服。尽管敌意往往会实际存在，但神经症患者可能夸大了他所实际感受到的攻击性，他的焦虑激发了对胆怯的克服行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就会陷入错把这种莽撞当作是实实在在的攻击的危险。

减缓焦虑的第三种方式就是麻痹自己。在有意识的情况下，通过酒精和药物或许可以达到麻痹的作用。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尽管这些方式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联系。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因恐惧孤独而投身于社交活动中。不管这种恐惧是被明确意识到的，还是仅仅是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情形。另外一种麻痹焦虑的方式就是沉浸在工作中，这可以从工作所具有的强迫性以及节假日所产生的不安中表现出来。同样，这也可以通过对睡眠非规律性的需要表现出来，尽管过多的睡眠并不能更好地消除疲劳。最后，性行为会被认为是缓解压力的“安全阀”。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焦虑会引发强制性的手淫，但并没有意识到这对各种形式的性关系来说也是成立的。对于那些把性行为当作消除焦虑的主要手段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得到性满足，哪怕是片刻的满足，都会陷入烦躁与愤懑中。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式是最彻底的，那就是避免会引发焦虑的各种情形，包括想法、感受等。它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如害怕潜水或者登高的人会避免做这些事情，更准确地讲，人们可以自觉地意识到焦虑并下意识地避免。然而，他也可以在仅仅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完全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的情况下避免这些活动。例如，他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焦虑的情况下在与焦虑有关的活动上拖延时间，迟迟不做决定，拖延不去看医生，不去写信；或者他可以“伪装”，主观地相信他十分关注的事情，如参加讨论会，向雇员发号施令，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但这些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或者他“假装”不喜欢某些事情，并基于此而不去做。因此，一个即将参加聚会的女孩会因为害怕自己被忽视，而使自己相信她是不喜欢社交聚会的，并以此为借口避免参加这种聚会。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探究这些自动性逃避的行为会在什么地方发挥作用，我们就会接触到一种抑制状态。抑制状态就是缺乏一定的能力去想、去做、去感受一些事情，其作用就在于避免由此所引起的焦虑。这时，意识中不会存在任何焦虑，也没有能力来凭借自觉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的状态。例如癔症性失明、癔症性失语，或者肢体麻痹症。性冷淡和阳痿就代表了这种抑制状态，尽管这些性抑制状态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在精神领域，抑制状态常表现为精力无法集中，不能形成或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法与他人正常交往，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现象。

第一章　神经官能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2

第二章　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官能症人格” 17

第三章　焦虑 27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44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61

第六章　对爱的神经性需要 81

第七章　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进一步特征 94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拒绝的敏感 111

第九章　性爱在爱的神经性需要中所扮演的角色 122

第十章　　对权力、威望和财富的追求 135

第十一章　神经性竞争 157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174

第十三章　神经性愧疚感 194

第十四章　神经性痛苦的意义——受虐狂问题 218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