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统治下的德国阴云密布，男孩乔乔和母亲一起生活。作为一名被洗脑的青年团成员，某一天，乔乔发现自己家里藏着一个名叫艾丽莎的犹太女孩。他非常不解、难以接受，但随着和艾丽莎的接触增多，乔乔开始一点点地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他决定不顾一切地保护艾丽莎。随着周围形势越发严峻，乔乔和艾丽莎该何去何从？他们的秘密能否守得住？这部动人的小说，将人类灵魂中的纯真与阴暗显露无遗，却又以温暖幽默的文风打动人心。
经典语录：
◆“人创造了一幅画。这幅画不再是创造这幅画的人，也不是人的一部分，人与画是独立于彼此的。人类的创造物脱离于人类本身。”
◆感情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要想让自己更强大，我们必须消灭自己的感情。
◆我警告艾丽莎，真相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概念，一个人想要活下去，真相不一定是必需品。如果她能幻想出一个比现实世界更美好的世界，那么放弃那个美好的世界无疑是愚蠢的行为。
◆对她来说，天空连着天空，思想连着思想。
我叫乔纳斯·德特莱夫·贝泽勒尔（小名乔乔），1927年3月25日生于维也纳。从我母亲的相簿照片上来看，我刚出生时是个又秃又胖的小宝宝。翻看照片时，猜测究竟是我父亲、母亲还是我姐姐抱着我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小时候和其他婴儿没有什么区别：笑的时候会露出一嘴光秃秃的牙床，对自己的小脚丫子充满好奇，涂在自己脸上的梅果酱比吃进嘴里的还多。我对于一个比自己大两倍的粉红袋鼠情有独钟，总是拖着它到处爬。我显然不喜欢别人塞进我嘴里的雪茄，这一点可以从照片中我号啕大哭的样子得到证明。
我与父母关系很亲密，和爷爷奶奶关系也不错。我从没见过我的外公和外婆，他们在我出生前就死于一场雪崩。外公和外婆来自萨尔茨堡，他们是远近闻名的徒步旅行者和滑雪高手。据说外公可以凭着鸟儿的歌声就知道是什么鸟在叫，或者通过树叶被风吹过的声音就能判断树的种类，连看都不用看一眼。我父亲也对此坚信不疑，所以我相信母亲没在这件事上撒谎。父亲说外公曾经告诉他，每种树都有自己的低语。母亲给我讲了不少关于外公外婆的事情，所以我也对他们非常了解，敬爱有加。他们如今早已升入了上帝的国度，在天堂注视着我，保护着我。也因为如此，晚上我去上厕所爬起来的时候不会有怪物从床底伸手抓我的腿，也不会有坏蛋在我熟睡的时候用刀刺穿我的心脏。
我们给爷爷的外号是“Pimbo”，给奶奶的外号是“Pimmi”。但是奶奶的外号在德语里会加一个“chen”的后缀，意思是可爱的小东西。这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副作用，因为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称呼似乎让奶奶的身份有点“缩水”。这些都是我姐姐小时候编出来的名字。爷爷是在一场舞会上认识奶奶的，那是一个典型的维也纳舞会。爷爷看到奶奶在和她衣着光鲜的未婚夫跳着华尔兹。趁着那位男士去拿香槟的工夫，爷爷上前恭维他的未婚妻是多么漂亮。但是他却告诉爷爷，那是他的姐姐而已。从这以后，爷爷就再没给他机会和奶奶跳舞。舅爷爷艾格特只能坐在一边拨弄着大拇指，因为在场的其他女士和他的姐姐比起来实在相貌平平。当三个人离开舞会的时候，爷爷带着他俩走到停在马车后面的奔驰车旁。他把胳膊搭在汽车的椅背上，好像自己就是这车的主人。他神情恍惚地看着天，然后说道：“真遗憾车里只能坐两个人。今晚多么美妙，不如我们一起走走吧？”
奶奶曾经在维也纳被两个维也纳的杰出青年追求过，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爷爷。因为她认为爷爷更帅、更聪明、更体贴而且有钱。当然最后一点并不存在。爷爷那时候比普通的小市民还要穷，婚前几个月爷爷带着奶奶去各种高档餐厅和剧院都得去找银行借钱，这无疑让爷爷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不过那些都是善意的谎言，因为爷爷在遇到奶奶前的一周，用从银行借来的同一笔钱开了一家生产熨斗和熨衣板的工厂。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他们也最终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奶奶总是喜欢和我们讲结婚前的龙虾与香槟是如何变成婚后的沙丁鱼和自来水的。
我的姐姐乌特死于糖尿病，临终前距离她的12岁生日就差四天。在她给自己打胰岛素的时候，我是不被允许进她的房间的。但有一次，我听到妈妈告诉她如果肚子疼的话就把针打在腿上，我就擅自闯进房间，看到她刚好把德国特色服饰拉上去，露出了自己的肚子。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忘了给自己打胰岛素。我妈妈问她给自己打针了没，她就“嗯嗯”应付过去，但是随着针打得越来越多，她的回答也就多了几分回避的意味，而不是肯定的回答。
让我感到悲伤的是，我对她的小提琴的记忆远比我对她的记忆要多得多。我依然记得小提琴黑色的琴背和条纹标记，我姐姐涂在琴弓上的松脂味道，还有那拉琴时从上面腾起的烟雾。有时候她让我来试试琴，但是又不让我碰琴弓上的马鬃，不然弓弦会发黑。想学着姐姐的样子紧紧琴弓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会弄坏琴弓；拨弄弦轴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会拉断琴弦。我那时候还太小，没法把这些要点都熟记于心。我要是运气好能拉得动琴弓，那么发出的声音也只有我自己能欣赏那是什么玩意儿。每到这种情况，姐姐和她迷人的小伙伴就会爆出一阵大笑，然后妈妈就会大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去帮她完成只有她勇敢的儿子才能完成的“高难度”家务活。不论我怎么努力，都不能像姐姐那样拉动琴弓，不是碰到琴马就是戳到了墙上或者某人的眼睛里。接下来就是小提琴从我的手里拧走，然后我被“送出”房间，我的尖叫和抗议完全不起作用。乌特和她的朋友一边咯咯大笑一边拍着我的脑袋，然后关上房门继续练习。我对这一切依然记忆犹新。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她唯一的回忆是起居室的小桌子边上姐姐的照片。在随后的岁月里，我记忆中的亲人不再鲜活，对他们的思念都凝在了这些定格瞬间的照片上。我无法让照片中的人再活生生地动起来，最多不过是在命运出现转折的时候，看着照片中的亲人发自内心的微笑。乌特死后不到两年，爷爷也因为糖尿病去世了，他死的时候67岁。虽然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当他从糖尿病导致的昏迷所引发的肺炎中苏醒过来后，爷爷就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悲伤中。他认定是自己把糖尿病遗传给了乌特。我父母说爷爷是死于自己的悲伤。那时候奶奶已经74岁了，我们也不想让她的日子太难过，所以就把她接过来住。一开始奶奶并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她觉得这会干扰我们的生活，所以每天早饭的时候她都向我们保证她不会打扰我们太久。我们谁都不想让她过早离世，虽然每一年都可能是奶奶的最后一年。每当圣诞节、复活节和奶奶的生日之时，爸爸都会眨着湿润的眼睛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和奶奶一起过节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本应对奶奶的长寿抱有信心，但是我们却越发怀疑奶奶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我们家位于维也纳西郊的第十六区，那地方也叫欧塔克林。我们的房子看着很气派，外面涂的颜色和美泉宫一样。虽然我们家还在维也纳市的管辖范围内，但是房子周围有森林环绕，除了肖顿森林和杰明顿森林两片大森林以外，还有不少绿油油的草地。当我们从维也纳市中心返回家中，我直观的感受是自己住在乡下，而并非住在奥地利的首都。人们说欧塔克林和黑尔纳尔斯都是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区。按照上了年纪的人的说法，它向市区延伸的区域都住满了怪人，我怀疑是因为那里的人都非常穷或者不择手段赚钱摆脱贫困。幸运的是，我家住得离是非之地比较远。从我家窗子望出去并不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葡萄，这些葡萄晒了一个夏天之后酿出的葡萄酒非常有名。但沿着蜿蜒的小路，只要骑上几分钟的自行车就能看到它们了。窗外能看到我们邻居的房子，一共三间，不是涂成浅黄色就是草绿色。这些都是代替美泉宫的色调常用的颜色。
爷爷去世后，我父亲接手了工厂。因为爷爷在世的时候，父亲就帮他管理工人，他有相关的经验。虽然母亲警告过父亲企业太过庞大，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他还是收购了雅科夫电器公司。这家公司虽然没有贝泽勒尔熨斗厂那么庞大，但是业务也涉及世界各地，每年利润颇丰。父亲辩解说零再多还是零，再多也不嫌多，况且多一点是一点。他对于他的合作关系非常满意，“雅科夫与贝泽勒尔”公司的全新熨斗和电器很快就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海外市场。我父亲买了个地球仪，一天晚餐后，他给我指出了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位置。我脑子里则幻想希腊人、罗马人（我以为罗马尼亚住的都是罗马人）和土耳其人穿着熨烫得笔挺的长袍是个什么样子。
在我的童年里有两件事，算不上什么大喜大悲，也不是什么特别光荣的事情，但却记忆深刻。有一次在我妈妈做沙拉时，我一下就发现菜叶子中间藏了只蜗牛，妈妈手腕一抖把它扔进了垃圾桶。我们家有好几个垃圾桶，其中一个是用来装菜叶、果皮和蛋壳的，妈妈会把这些垃圾埋进我们的花园。我担心蜗牛也会被埋进去，因为看起来它似乎也是不错的肥料。我母亲从来不让我养狗或者猫，因为她对动物毛发过敏。经过我的软磨硬泡和她再三犹豫后，虽然妈妈带着一脸不适，她还是同意让我把蜗牛养在一个盘子里。我妈妈是个大好人。我每天都给蜗牛喂莴笋，它后来长得比我见过的所有蜗牛都大，尺寸和我的拳头一样大。好吧，可能还差了点儿。每当它听到我靠近的时候，就把脑袋伸出壳，摇晃着身子，把触角伸过来，所有这些动作都是慢悠悠的。
这是一个透过孩子视角讲出来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被成年人灌输仇恨的德国孩子。在孩子的眼里，战时的成年人在亟需引导和平衡的世界里，反而显得混乱而荒诞。这本书提醒着我们，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面对人生。这个世界就是，你种下善良的种子便能收获善良，你种下仇恨的种子只能收获仇恨。愿我们都能用爱消灭无知。
——《新西兰听众杂志》
这本书是本年度最有温度的礼物。
——《出版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