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爱！”
日夜思念着许广平的鲁迅，心潮起落，面临着种种抉择。
在事业上，鲁迅对此后的方针“很有些徘徊不决”。是专事写作，还是一心教书？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这两件事，颇有些势不两立。倘兼做两样，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结果是两面都不讨好。所以，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1]
在爱情方面，鲁迅虽倾心于许广平，但也并非毫无顾忌。他说：我的“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2]。为此，鲁迅颇关注社会的舆论。与此同时，鲁迅还有一种顾忌，就是他与许广平的相爱，是否是将许广平当作“牺牲”？一旦这种心绪在心头泛起，他就沉闷不语，犹豫不决。思念恋人的鲁迅急于奔赴广州，往中山大学任教，与许广平团聚。但恰在此时，许广平因与学校右派学生关系紧张，欲往汕头任教。她在1926年11月7日的信中说：届时“如汕头还缺教员，便赴汕头”。鲁迅收到这信时，顿觉当头泼来一瓢冷水，感情上也似乎掀起了难以平息的风波。因此，在思虑了几天之后才写了复信。信中不无惆怅地说：“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所以，“我的行止，一时也还不能决定。”
中山大学
离他而去？
有鉴于此，对于此后所走的人生道路，鲁迅也有种种思虑。他在1926年11月15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工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激愤，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顾自己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子资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条则颇险，也无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1]
中年人的婚变，往往顾忌多端。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名人和伟人，产生诸多顾忌，实属必然。他不能不考虑谣言的中伤。在北京时，有客人来访，他请他们在客室小坐，因为没有让到卧室，他们便不高兴，说他是“金屋藏娇”。他和许广平南下，人们便放出流言说：“鲁迅是把许广平带到厦门去了。”鲁迅在厦大辞职欲往广州，厦大又有教员说：“这是因为‘月亮’不在厦门之故。”而高长虹的先利用，后攻击，尤使鲁迅愤激而悲哀。诸如此类的流言和攻击，是否会影响他在文坛的地位？他不能不加以思索。鲁迅也不能不考虑他和一位比他小18岁的年轻姑娘结合，是否是把对方当作“牺牲”，特别是他欲往广州，许广平反而想到汕头工作时，他的心中便不能平静，甚至生出某些疑虑和奇想来。在北京时，鲁迅为购置八道湾和西三条的住所，大量投资，致使债台高筑；现在，一面要创造新的生活，一面又要供养母亲和朱安，经济上压力甚大，此后的生活又怎样安排？这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诸多困难，使鲁迅不得不一吐苦衷，和许广平商量，但是，爱火燃烧，又使鲁迅坚决地表示，无论如何，“不愿失了我的朋友”。
许广平真不愧为伟大的女性，在这关键的时刻，她以无限真挚的爱情，温暖着鲁迅的心，给鲁迅以勇敢和力量。她在1926年l1月16日写给鲁迅的信中说：“几个人乘你遁迹荒岛而枪击你，你就因此气短么？你就不看全般，甘为几个人所左右么？我好久有一番话，要和你见面商量，我觉得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了一点小障碍而不走路呢？……况且你敢说天下就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么？有一个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无穷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1]在《两地书》原信中，许广平还针对着他们为创造新的生活一事，特别为鲁迅分忧解难。她说：“你要做的事，不必有金钱才达目的的，措置得法，一边做事一边还可以设法筹款的。”[2]
针对鲁迅常常想到自己是将许广平作“牺牲”因而不免自愧，感到对不起人，许广平则在信中指出：“你‘向来常常想到的思想’，实在谬误，‘将人当作牺牲’一语，万分不通。牺牲者，谓我们以牛羊作祭品，在牛羊本身，是并非自愿的，故由它们一面看来，实为不合。而‘人’则不如此，天下断没有人而肯任人宰割者。倘非宰割，则一面出之维护，一面出之自主，即有所失，亦无牺牲之可言。”[3]而且，在《两地书》原信中，许广平还有更为直率的表示：“那一个人（即指她自己—着者按）也不是定专为别人牺牲，实在不如此自己不好过，这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4]也就是说，这是爱情，是爱的奉献，只有如此，才是心之所安。
关于未来生活的道路，鲁迅有三种设想，并要许广平给“一条光”。许广平也坦诚地指出：“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即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苦苦过活’，就是你防御打击的手段，然而这第一法，就是目下在厦门也已经耐不住了。第二法是在北京试行了好几年的傻事，现在当然可以不提。只有第三法还是疑问，‘为生存和报复起见，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这一层你也知道危险，于生活无把握，而且又是老脾气，生怕对不起人。总之，第二法是不顾生活，专戕自身，不必说了，第一第三俱想生活，一是先谋后享，三是且谋且享。一知其苦，三觉其危。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1]在《两地书》原信中，许广平还更进一步写道：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破两面委屈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指朱安—着者按）的生活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攻击，对于另一方，我的局面，双方都不因此牵及生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比较易立足，则生活不受困，人人可出来谋生，不须“将来什么都不做”，简直可以现时大家做，大家享受，省得先积钱，后苦苦过活，且无把握，但这样对遗产自不免抛荒，而事实上，遗产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至于做新的生活的那一个人（指许广平自己—着者按），照新的办法行了，……而且那么办立时什么都可以做，不必候在民国十七年……[1]
许广平的直率和果决，给鲁迅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几乎将鲁迅心中的迟疑和顾忌一扫而空。说到许广平欲往汕头的想法，那也不过是一时之念，并不是已成之事实。为了彻底消除鲁迅的疑虑和不安，许广平在信中说：“汕头我没有答应去，决意下学期仍在广州。”又说：你“单独为‘玉成’他人而自放于孤岛是应当的吗？我心甚乱，措辞多不达意，又恐所说令你生新的怪异感想，不写几个字，又怕在等看信，我觉得书信的传递实在讨厌，费时而不能达意于万一”。[1]鲁迅接信后，这才高兴地说：“无论如何，我还是到中大去。”又说：“总之我以前的办法，已是不妥，在厦大就行不通，所以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
但我极希望那一个人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有益于人的工作。”[2]
鲁迅的爱情之火在熊熊燃烧，许广平的爱情之火也同样在燃烧。这纯净的火焰，将最终融化一切，将结束他们两地相思的生活局面。如果说，当鲁迅和许广平离京南下时，他为了经济、为了舆论、为了“遗产”、为了种种顾忌，曾与许广平谈妥在民国17年，也就是1928年再创建他们的新生活，那么，至少在1926年底，他们开拓新生活、创立新的家庭的时限已决定提前了，鲁迅也不再为了经济、舆论和“遗产”而迟疑观望了，他的种种顾忌，都为许广平的爱融化了。到这时，鲁迅的心情骤然变得如晴空一般，万里无云，他尽管穷得一贫如洗，但却充实得像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他的行动也不再有任何迟疑，恰恰相反，倒像是一个坚决冲锋的士兵。他反过来称赞许广平，说“HM比我有决断”，并检讨自己的“脾气实在坏”。他先前曾顾忌舆论，怕累及自己在文坛的地位，现在则一变而为蔑视舆论，相信自己，已不再顾忌因为和许广平结合而影响他作品的力量。他说“以中国人的脾气而论，倒后的着作，是没有人看的”，但“只要作品好，大概十年或数十年后，便又有人看了”。[1]恶意的中伤，想把他和许广平分离，他却偏要和许广平同在中大任教，并说：“我想同在一校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2]在回顾自己的生活时，他又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须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后来思想改变了，而仍是多所顾忌……，但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将不能动弹。”[3]
不仅如此，鲁迅在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又以其富有哲理性的独特语言，再一次地表白了对许广平的热烈的爱。他说：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即指许广平—着者按），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做“朋友”。……我牺牲得不少了，而享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性命。我现在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1]鲁迅也已经深深懂得，恶意中伤、流言蜚语是必然会有的，除非他和女人不见面，不讲话。如果自己只是一味隐忍、退让，他们便得寸进尺，永不完结。为此，他蔑视他们了。他对许广平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2]
“我可以爱！”是鲁迅战胜了社会舆论，清除了心理暗影，消除了对许广平想赴汕头任教的误会之后，发自内心的爱的宣言。他以骄傲、自豪和满足的心情对许广平表示：“置首于一人之足下，甘心什倍于戴王冠，久矣夫，已非一日矣……”[3]
大半生没有享受过爱情幸福的鲁迅，如今已完全陶醉在爱情的幸福之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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