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顾临不是被免职的；确切地说，CMB是以一定的条件授意他从协和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的。这些条件包括：对他的经济补偿，从他离开管理岗位那天算起，大概是在1934年12月；承担说服教授委员会和协和校董事会聘任胡恒德为其继任者的任务；要对整个形势保守秘密，直到他9月份返回北平。
与此同时，已经劝说胡恒德放弃芝加哥大学的职位，成为CMB的一名全职人员。但全职这件事还没有完全讲清楚，他可能更愿意留在芝加哥大学。可是，洛克菲勒二世的坚持以及他们多年的私交，都让他难以拒绝。他同意了。
顾临和胡恒德二人都意识到，胡恒德到北平长期任职的这个消息很容易泄露。尤其是胡恒德离开芝加哥以后，将会影响那所大学很多的教职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他们是对的。到了8月初，消息已经由康奈尔和纽黑文到了纽约，但没提及顾临因此事而发生的地位变化。葛莱格、文森特与顾临的意见相同，到目前为止，顾临遵守着约定，谨慎地保持着沉默。他需要给以下两个人士写封密信：一位是顾临不在时的代理校长狄瑞德（Dieuaide），另一位是协和校长刘瑞恒，刘瑞恒向学校请了长假，作为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留在南京。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知道实际情况，应对可能出现的谣言。
顾临写的都是简单的事实，没有表述任何个人情感。副本发给了在欧洲的文森特。他承认，信件是“以学校最大利益为考量写下的，我知道这种精神是我们所能依赖的基础”。在整个让人不悦的事件中，牵扯到的人，或许没有谁比文森特更能意识到这件事对人性的影响，正是他负责把这件事处理完毕。结尾处，他以辛酸的口吻写道：“在你启航前，我不见你了。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请尽量把我看作是个仁慈的人吧！”
在顾临于9月中旬离开纽约前，胡恒德向CMB以及顾临清楚地表明他个人的态度——他并不喜欢有关方面劝说教授委员会和校董事会聘任自己接替顾临担任学校副校长的做法。他不仅对发生在他老朋友兼同事身上的遭遇感到不满，而且他也不想把纽约的命令强加给协和。胡恒德表示：自己更愿意以CMB特派代表或代理的身份前往北平；按CMB的指示，与协和校董事会商讨学校和CMB之间的各种关系；并开展第一手调查，研究因此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协和事务。为此，葛莱格说服了福斯迪克和洛克菲勒三世，称这是明智的做法。最终，也就这么决定了。因此，顾临不需要劝说校董事会和教授们聘任胡恒德当他的继任者了。
10月15日，顾临抵达北平。刻不容缓，他立即履行要求他做的事。第一步就是向协和校董事会主席周贻春汇报，递交辞呈。接着，与教授委员会成员会面。这件事让周贻春和教授们都感到震惊、疑惑，直接反应就是退回辞呈。教授委员会对顾临“治校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做法”一致表示“满意并充满信心”。为证明这一点，他们采取了非常举措。每位成员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直接把这件事报告给四位董事，当时他们正在隔壁房间进行非正式会谈。一周后，校董事会的执行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会上，大家对顾临的辞职再次表达悲伤之情，一致认为：学校掌权的资深行政领导辞职，事关重大，涉及学校眼前和未来的利益；应该推迟该决定性行动，校董事会全体成员要尽快召集会议商议此事。与此同时，发电报给CMB主席文森特，大家都同意用“深表遗憾”表达对顾临辞职的感受。“在长期的交往中，我们发现，他是位有良知、高效率的管理者，勇于进取、机智灵敏、思想开明、公平公正——这是中国知识界和政界对他的普遍评价。在所有重大事情上，行动前他都会征询校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他把学校管理得很成功，稳步地提升了学校在科学界的地位。我们认为，他的离开对协和来说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电报在结尾处写道：校董事会特别会议将于10月30日召开；执行委员会将提议顾临重新考虑他的决定；并且希望该建议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与配合”。
文森特立即回复，表示已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他指出，CMB成员当时都分散各地，要到10月30日后才能考虑协和校董事会的意见。因而，提议召开的协和董事会特别会议也要延期举行，直到收到CMB的正式回复后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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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斯泰普尔顿
★本书按年代顺序，记述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Medical Board，CMB）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或“协和”）的过程及其之后三十七年的发展历程。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明白为何协和能够取得如此卓越非凡的成绩，对中国和整个东亚的医学教育与实践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作为我，一个深入参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二十多年管理的人，对协和有着特殊的感情。对于其他的史学家来说，评估协和的成就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题。
——福梅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