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就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了社会世界的二重性之于合法化之间的关联，二重性一方面是指身体的，一方面是指制度场域的。社会世界寄居于身体之中，也就意味着身体化的倾向体现着与社会世界的现实客观结构之间的契合性，而制度场域则经由仪式化的行为，表征着对社会世界的认受。就此而论，统治的合法化就在习性与场域之间、在身体与物事之间的双向模糊关系中得到了实现，这是在不经意间实现的，布迪厄多次刻意强调的就是这一点。而习性与场域之间、身体与物事之间的关系，布迪厄使用“实践感”“游戏感”来表示，也通过“doxa”概念来深入说明社会世界的底蕴，这些都与我们对合法化行为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国家权力的运作，一般而言都是作为象征权力而进行的，也即它试图在否定性中肯定自身，这是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所具有的特定功效。布迪厄认为，在权力的合法化过程中，统治者总是玩弄“循环因果性”的逻辑，使合法化的确立与某种客观的“自律性”相关联。权力的正当化过程是一种“圣化”的过程，即通过被承认的、法定的“祝圣者”的象征性行为，统治者被赋予了象征性的合法性。而在权力的运作当中，被支配者感觉不到这是支配，这种委婉手法的运用，反而可能使得被支配者们感受到一种恩惠，这个时候，权力或统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就被深深地内化了、被认受了。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世界的合法性问题就在于要使得象征权力能够得到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只有如此，社会权力才能够在象征性的掩护之下以正当之名行使，否则，这个世界就难以按照正统的意愿进行整合。而象征性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布迪厄那里，还主要是通过如同仪式一般的学校教育进行的。国家在这一过程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布迪厄对国家的分析始终是与对象征权力的关注相勾联的。通过分析，布迪厄的结论是“当代的专家统治”是穿袍贵族(noblessederobe)“在结构上的(有时甚至还是血统上的)继承人”，他们“通过创造国家来创造(作为一个法人团体的)自身。”在布迪厄晚期的研究工作中，对国家的思考一直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在这一系列的考察中，“国家被视为符号暴力集权化的组织表现方式”，或者说是“确保各种私人占有形式的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的公共宝库”。在1991年布迪厄与华康德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们对国家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式的阐述，其基本观点如下，“归根结底，国家是符号权力的集大成者，它成就了许多神圣化仪式，诸如授予一项学位、一位身份证、一件证书——所有这些仪式，都被一种权威的授权所有者用来制定一个人就是她在仪式上被展现的那种身份，这样就公开地确定她是什么，她必须是什么。正是国家，作为神圣化仪式的储备银行，颁布并确保了这些神圣化的仪式，将其赐予了仪式所波及的那些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国家合法代表的代理活动，推行了这些仪式。因此，我对韦伯的名言加以改动，使它更具一般性，我认为：国家就是垄断的所有者，不仅垄断着合法的有形暴力，而且同样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
四、结语：社会学与沉默的世界
社会学面对着一个沉默不语的世界，社会学的使命即在于揭示这一世界沉默不语的逻辑以及对之进行政治分析。社会世界于我，亦即是社会世界在我身上的“承受”，这一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问题，在人类学研究以及意识形态理论当中，都可以见到。然而，布迪厄通过赋予这一问题以政治性的蕴含，从而阐述了现代社会的象征形式以及社会学的内在限度和科学场域理性的政治前景。他一方面从二元论中脱身而出，另一方面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他对社会世界二重性的分析。在他那里，社会世界既存在于身体当中，也即习性中，也存在于物事当中，即场域中，就此，社会世界以二重性的形象存在。而也正是在这里，布迪厄实现了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设问，转变为“场域与习性”的关系设问。对“何谓社会”的回答，直接从一种二元论的范式过渡到二重性的阐释。
在文中，我们的分析是经由对“doxa”概念的阐述，以及对它在布迪厄社会理论当中，尤其是在社会世界的二重性当中的连接作用的分析为主线条而展开本文的陈述的。社会世界将它最贵重的东西存贮在行动者的身体当中，以习性的形式所体现出来的行动的意向性实质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前反思性接受所产生的行动的潜意识。当习性遭遇到产生它的场域，这一遭遇便是布迪厄所谓的一种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本体论契合。在其间，社会世界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是自然而然的。那么，正是在这里，社会世界经由对社会结构内化的心智结构，这一结构主要是指分类图式、思维方式等内容，而实现了自身的正当化。而这一本体论契合，也构成了象征性强加意义和象征的前提性条件，亦即是象征权力和象征暴力实现的条件。本文对分类图式的分析，是直接从涂尔干出发的，并在这一脉络中寻求他们之间的异同。
因而，在布迪厄那里，这一社会世界是沉默不语的。它之所以沉默不语，不意味着它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这一沉默代表着千言万语。抑或可以说，这一沉默，是社会世界支配的最高形式。那么，就此，社会学的任务就表现出来，它旨在揭示这一沉默下的社会机制的运作，并使得这一揭示可能成为解放的知识工具。所以，社会学所指向的是解放。在这里，布迪厄对这一沉默不语的分析，最直接的还是回溯到了对实践感的陈述，尤其是对教育与文化和社会生产／再生产问题的关注。这一关注的目的即在于追溯历史的记忆，引回到对历史的意识状态，使得我们从无意识中脱身为有意识。就此，我们才说，布迪厄所展开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人类学的研究。布迪厄因此而提出了他全新的思考政治哲学的路径，那就是，“政治哲学的最为基本性的问题只有当它回到对世俗的学习和教养的社会学洞察，才能被提出，并真正地加以解决。”因而，“对性情倾向学习和接受的分析导向了对政治秩序特定历史原则的思考”。由此可见，布迪厄对实践行为的研究指向的是政治与解放之途，抑或说对权力的社会学考究，从而将社会学研究转变为一种社会分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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