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英国小说家，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写作。著有《消失的地平线》（1933）、《鸳梦重温》（1941）。《再会，奇普斯先生》原是希尔顿1933年为英国《不列颠周刊》的圣诞节增刊所作，次年出版单行本。他的小说屡屡被搬上银幕，均大获成功。

译者简介：

李纯一，上海《文汇报》编辑，合译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等。

小说用极其生动、轻快的笔调讲述了一位受人爱戴的老师的一生。奇普斯先生在作者虚构的一所公立寄宿男校——布鲁克菲尔德公学任教四十三年。在这期间，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凯瑟琳，并在其帮助下努力克服自己刻板、严肃、害羞的缺点，终于成为了一个成熟、幽默、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成为了布鲁克菲尔德鼓舞人心的教育家。 可惜的是，奇普斯先生的婚姻很短暂，凯瑟琳死于分娩，他自此没有再婚，也没有别的浪漫的兴趣。他继续教希腊语和拉丁语，虽然有调皮的能取悦所有人的幽默感，但却逐渐变得过时，发音陈旧，为自己的孤独感到可怜。 本书细致刻画了奇普斯所经历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事件。同时，书中字里行间也流露出，由于一战而失去安宁与秩序的人们对于和平、繁荣的怀念。小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视作对平淡生活的沉思

　　《再会，奇普斯先生/小书虫系列》：
　　等你渐渐上了年纪（当然，没生病），你会时不时地犯困，时间过得特别缓慢，好像风景里慢吞吞穿过的牛群。对奇普斯来说就是这样，秋季学期开始以后，白日一天短过一天，直到全校大点名前就已经暗得要点上煤气灯。奇普斯就像个老船长，还在用过去的信号来算时间；也难怪呵，他住维克特太太家，就在学校对面。他终于不当老师了以后，就一直住在那儿，有十多年了。他和他的女房东过的与其说是格林威治时间，不如说是布鲁克菲尔德时间。“维克特太太，”奇普斯大声道，嗓音急促而高昂，生气勃勃，“在敲预备钟之前，给我上杯茶，行吗？”

    等你渐渐上了年纪，如果能坐在壁炉边，喝上一杯茶，听着学校在晚餐、点名、上晚自习直到熄灯时候的钟声，那真是惬意之极。奇普斯总会在最后一声钟响后给自家的钟上发条，然后在壁炉前摆好安全网罩，熄掉煤气灯，带本侦探小说上床。他常常一页都没读完便睡着了。这么一下子就安然入眠，倒像是在更深刻地体验所感所知，进行一桩神秘仪式，而不像是切换进了另一个世界——因为他的日与夜，都是梦境。
　　他是渐渐上了年纪（当然，不是生病）。像梅里韦尔医生说的那样，就是上了年纪，压根没什么病。“我亲爱的朋友啊，你比我身体还好咧，”梅里韦尔医生吮着雪利酒，这么说着，他每隔两星期左右来一次，“你都过了得绝症的年纪啦，你会是少数寿终正寝的幸运老头。当然，我是说，如果你真要翘辫子的话。谁想得到呵，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老家伙！”然而，奇普斯一旦伤风感冒，或是东风呼啸着掠过这片沼泽地的时候，梅里韦尔又会把维克特太太拉到门厅，小声道：“可得看好他，你知道的。他的肺……会压迫到心脏。他其实没什么毛病——只是老了，但说到底这就是最最致命的……”
　　老了……真是老了。他是1848年出生的，被带去看万国工业博览会的时候还是个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孩呢——如今在世的人里也没几个能吹吹这个了。而且，奇普斯甚至还记得韦瑟比掌校时候的布鲁克菲尔德。那更是稀罕了。韦瑟比那时候已经是个老人了，那是1870年，当年爆发了普法战争，很容易记。奇普斯在梅尔伯里公学教了一年书以后，来布鲁克菲尔德应聘。他不喜欢梅尔伯里，那儿的学生把他好一顿作弄。但他几乎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布鲁克菲尔德。他记得面试那天——那是晴朗明媚的六月天，空气里满是花香，球场上板球声噼啪作响。布鲁克菲尔德在对阵巴恩赫斯特，那个校队里有个男孩，胖乎乎的小家伙，打出了漂亮的百分。真是奇怪呵，这些理应尘封的细节竟然栩栩如生。韦瑟比本人是非常慈爱、非常体谅人的，他那时候一定已经生病了，可怜的家伙——因为他在接下来那个暑假就过世了，也就是奇普斯开始任教的第一个学期之前。但两人毕竟还是见过面，说过话。
　　坐在维克特太太家的壁炉边上，奇普斯时常想：我很可能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还这么清楚记得老韦瑟比的人了……是啊，一切都宛在眼前。他脑中常常浮现的一个画面，便是夏日里，阳光穿透韦瑟比书房的浮尘。“你是个年轻人，奇平先生，而布鲁克菲尔德是所历史悠久的老校。年轻与年老总是能相得益彰。来把你的热情贡献给布鲁克菲尔德吧，布鲁克菲尔德也会回报你的。别让学生作弄你哦。我猜，嗯，你在梅尔伯里的时候，不是很擅长抓纪律吧？”
　　“嗯，是，恐怕是不太擅长，先生。”
　　“没关系，你还那么年轻，这主要是个经验问题。你在这儿还有一次机会呢。教你个窍门，从一开始就要态度坚决。”可能确实是这样。他记得他第一次监督自习课，真是一场可怕的考验。那是半个多世纪前，一个九月的黄昏。大礼堂里满是身强力壮的小野人，随时准备扑上来，好像他是可以被合法围猎的对象。他这样一个小年轻——朝气十足的脸庞，竖起的高领，两颊的蓄须（那时候流行这个）——就全任这五百个为非作歹的捣蛋鬼处置了。作弄新来的教师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是让他们倍感刺激的娱乐，也多少是项传统。他们分开来，一个个的都是像模像样的小家伙，但合在一起，就是一群毫不留情、停不下来的暴民。他刚在台上的讲桌前就位，突然一片安静，他皱起眉头，想要掩盖内心的紧张。落地钟在他身后滴答作响，墨水的味道，清漆的味道，道道血红的残阳穿透彩色玻璃窗斜射进来。忽然有人把桌盖板猛地一放。他必须果断出击，必须显示出，他可不容胡闹。“你，第五排红头发的，你叫什么名字？”“科利，先生。”“很好，科利，抄一百行拉丁文。”之后就完全太平了。他拿下了第一回合。
　　多年以后，科利成为伦敦市区的市政官、从男爵，还得了很多其他头衔，他把自己的儿子（也是红头发）送到布鲁克菲尔德来。于是奇普斯说：“小科利，我二十五年前来这里的时候，头一个处罚的学生就是你爸爸。他那时候可是活该哦，你现在也是吗？”大家笑成一片，小科利周日写信回家提到这个故事，理查德爵士读罢也大笑不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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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我们的Mr. C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