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英格兰作家，属于著名的赫胥黎家族。祖父是著名生物学家、演化论支持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他下半生在美国生活，1937年移居洛杉矶，在那里生活到1963年去世。他以小说和大量散文作品闻名于世，也出版短篇小说、游记、电影故事和剧本。通过他的小说和散文，赫胥黎充当了社会道德、标准和理想的拷问人，有时候也是批评家。他的代表作是《美丽新世界》。

一栋低矮的灰色建筑，只有三十四层，大门上写着：“中央伦敦孵化及控制中心”，盾牌图案上刻着世界国的格言：“社会，身份，稳定。”
   底层的大厅面向北。尽管窗外的夏天热得咝咝作响，房间里也被烤得热气蒸腾，却有一束纤细冷峻的光照进窗户，在急切地寻觅着某些穿制服的令人生畏的研究人员的苍白身影，不过，它找到的只有实验室里的玻璃、镍和闪着凄冷光芒的瓷器。清冷反射着清冷。工人们的制服是白色的，他们的手上也戴着死尸一样惨白的橡胶手套。光线冻僵了，死了，幽灵一样。只有从显微镜黄色的目镜里才能看到某种丰富的、鲜活的物质。它们像黄油一样稠密，躺在工作台的一长排光亮的试管里。
   “这间，”主管推开门说，“就是孕育室。”
   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进门时，室内鸦雀无声，三百位孕育员都俯身在他们的仪器上忙碌着。有的心不在焉，有的全神贯注，或默默地嘟囔着什么，或吹着口哨。一群新来的学生紧张而羞涩地跟在主管后面走了进来，一个个红扑扑的脸蛋儿，年轻稚嫩。他们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笔记本，那位“大人物”每说一句话，他们就拼命地记下——直接从这位“大人物”嘴里受教可是难得的荣耀。中央伦敦孵化及控制中心的主管总是非常重视亲自带领他的新学生参观各个不同的部门这件事。
   “这次只是想让你们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他对他们解释说。他们要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就必须要有某种全局意识。然而，他们要是想成为这个社会里快乐本分的一员，还是知道得越少越好。尽人皆知，细节造就美德和幸福，知晓全局则是造成恶德败行必需的智力条件。社会的脊梁不是哲学家，而是细木工和集邮者。
   “明天，”他接着说，对他们慈爱又威严地微微笑着，“你们就要开始严肃的工作了。你们就没有时间了解全局了。同时……”
   同时，这又是一种荣耀。从大人物的嘴里直接落实到笔记上，孩子们发狂似的记着笔记。
   又高又瘦的主管，身子笔直地向屋子里走去。他的下巴长长的，门牙异常地大，不说话的时候刚刚能被两片弯弯的、丰满的嘴唇包住。他是老，是年轻？有30岁，50岁，还是55岁？这真的很难说。不过这算不上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安定的年代，福帝纪元632年，没有人会想到去问这种问题。
   “我从头说起。”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说。学生们更加热切地在笔记里记下了他的意思：从头说起。“这些，”他挥了挥手说，“就是孵化器。”他打开一扇绝缘门，边让学生们看边说，“这些是本周供应来的新鲜卵子，它们要用血液的温度来保存；而男性配偶精子，要保存在35℃的环境里，而不是37℃。血液温度会让男性配偶精子失效。”他边说着边打开了另一扇门。养在发热器里的公羊是当不了爹的。
   他仍然倚在孵化器上，开始向他们简短地描述现代孵化过程，而孩子们字迹潦草地在本子上匆匆涂画着。当然，先从外科手术说起。“自愿进行的手术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更不用说它带来的相当于6个月的工资的收益。”接着他讲到了保持剥离的卵子鲜活和继续发育的技术；然后转到了对最适温度、最适盐度、最适黏度的考虑；然后是用来保存剥离的成熟卵子的溶液。然后他把学生们领到了工作台前，让他们亲眼看到了这种溶液是如何从试管中取出来的；如何一滴一滴点在特别加温的显微镜玻片上；如何检查这溶液里的卵子是否有异常；如何计数；如何将它们转到一个有孔的容器里；如何（现在他带着他们观察手术）将容器放进温暖的液体里，精子在那里面自由游动（他强调那里面的精子浓度是每立方厘米10万个）；10分钟之后如何将容器从那液体里拿出来，将里面的物质重新检查；如果还有卵子未受精，如何将容器重新放回那液体里，必要的话还要再浸泡一次；如何将受精卵放回孵化器里；如何留下α们和β们，直到最后装瓶；而γ们、δ们、ε们则要等到36个小时之后，再次被取出放入波坎诺夫斯基程序。
   “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主管重复说，学生们便在他们的小笔记本里这几个字下面画上下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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