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地理位置所限、被迫与世隔绝的流亡时日中，史沫特莱的小说就像一位令人怀念、不辞万里而来的同志，以她的热忱、直率、博识与正直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此期间我也听闻一些异议，在我的舌尖也涌动着一些疑问，但它们正是正直坦率与同志之谊的表现。这些日子以来的种种事件或可阻挠那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但绝不会排斥或拒绝这本书。当第二战线的问题令我们欧洲人深感焦虑不安的时候，这本书中的问题只会变得更加迫切。因为当提出一个本质性问题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被遮蔽一段时间，但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它必定以绝对的清晰、绝对的鲜明重见天日。它就是中国，在世界大战中，它最先开始坚决反击法西斯主义，或许现在它已经展开了最后的、决定性的痛击。
对于我这样一个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的人，这本书就像一次情感的沉淀。正如中国对日本宣战那天，史沫特莱看到大群中国人从自己身边列队走过所受到的震撼一样：“我至今未能以恰当的言辞表达他们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们庄重、严肃、毫无虚夸之气，然而却似乎已经决心献生给死——给生。他们身上闪耀着一种像大地那样谦逊朴素的威严。他们属于中国，他们就是中国。当我眼看着他们，我自己的生活就好像只不过是一团混乱。”①
很久之前，我在德国的时候，曾经在《法兰克福汇报》的专栏上看到过史沫特莱的一篇早期中国报道，那是她在1929年在中国做记者期间所写。那时她参观了中国北部的一个大牧场，在庄园气派的大厅中得到了极好的接待。亲切和蔼的主人们围绕着她，向她介绍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新娘，她甚至还参观了一所美式的高级学校——但在某次高雅宴饮之时，她却听到一阵古怪的声音。她后来发现这声音原来是锁链的叮当声：不听话的农民被用镣铐拘押在大厅的阴暗角落。这篇报道再次出现在了这本书的开头。史沫特莱刻画了她在这个国家看到的这一原始的、以各种各样现代手段包裹起来的封建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存在于这个国家，甚至在孙中山死后还能毫无阻碍地继续维持。
每一户中国人家里都有孙中山的画像。他是中国的第一个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统，他结束了封建制度，将中国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在他的画像下面，还能看到所谓的“三民主义”的字迹，它体现了内部与外部团结、民族团结与民主团结的原则。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不仅仅满族统治，还包括整个封建王朝制度，都被彻底摧毁。“反清复明”一类秘密会社的秘密口号都不复存在。现在中华民族既不要满族的外族统治，也不需要汉族人的明朝；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再需要在经济和政治上与旧统治紧密联系的封建制度。中华民族要的是真正的民主。孙中山在中国和美国的学校受过教育。他多年来——甚至在他的革命事业开始之时，就一直待在美国。他邀请许多国外的顾问到广州，尤其是苏联的鲍罗廷①。在孙中山生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的统一战线，建立在中国革命及由此产生的民主基础上。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通过一系列内部争论和夺权手段，最终掌握最高权力。由于北方军阀分裂、连年混战，蒋介石带领革命军队由南向北进行征讨。在上海取得胜利后，工人和青年学生盼望着他的进一步行动。但是这个国家年轻的工业界虽然欢迎革命，并与陈腐的、阻碍发展的封建制度决裂，但他们并不需要苏联模式的革命来调和。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激烈谈判以流血恐怖事件告终，这一系列恐怖事件无不针对那些有亲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嫌的年轻人。一些作家身在其中，见证了我们这一时代本质问题的爆发，并将其作为写作的素材。马尔罗②把1927年4月11日这一天的事件写成了长篇小说《人的境遇》，他用这部小说打破了看似遥远的题材背后的地理与人性界限。在珀尔·巴克③的《爱国者》当中，蒋介石的行为被解释为保卫民族统一、防止内战导致国家分裂，因为他看到与日本的一战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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