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纳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中藏着一条文学的暗线，所有思想论说都蕴含风格、形象、韵律和声调，伟大的哲学与文学一刻不停地互动、争竞着。

本书即斯坦纳围绕哲学和文学的关系所展开的阐述。这段复杂而迷人的关系起始于赫拉克利特的隐喻闪电，途经柏拉图与自身文学才华的对抗、笛卡尔优雅而克制的文法修养、黑格尔辩证法的舞台化身、维特根斯坦的述行教诲……一路蜿蜒曲折至海德格尔与策兰从历史迷雾中发出的*强音，并*终消弭在新千年后的噪杂中。

当柏拉图提议驱逐歌手和悲剧作家（尽管他和圣保罗一样，引用了欧里庇得斯）时，当他挑起与骗人的荷马的争吵时，他也许是在最深层次上与自己搏斗。他试图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阻止戏剧大师、神话创造者和天才叙述者靠近。然而，即使在极其抽象的《泰阿泰德》和《法律》的沉闷论述里，文学艺术的引力也清晰可见。请留意《泰阿泰德》中引发知识讨论的场面调度。始终存在的诱惑和威胁是，风格、模仿艺术，以及文学技巧对形而上学、政治学或宇宙论问题的干扰。严谨的思想家，传授通行观念的教师，逻辑学家和数学的颂扬者，都在与富有创造力和充沛灵感的作家搏斗。

这一斗争尤显激烈，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参战双方都熟知彼此的和谐或密切关系。哲学与自然语言密不可分，它会吸收或设法消除文学那富于魅力的吸引力。柏格森便屈服于这种吸引力，他与普鲁斯特的不稳定关系因此而生，威廉·詹姆斯与亨利·詹姆斯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麻烦。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极度抗拒这种吸引力。海德格尔则近乎专制地坚信，哲学将锤炼出自己的习语，从而克服这一普遍的二元分立和内部断裂。然而，即使在海德格尔处，荷尔德林的存在既是模范，也是抑制。

诗与辩证法的张力，意识的分裂在柏拉图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空击练习（shadow-boxing）是关键。在《斐德罗》和《第七封信》中，书面文字的实践及其与文学的功能性关系遭到了质疑。因为写作弱化了记忆的开创性地位和资源。它把人为的权威奉若神明，阻碍了质疑、异议和纠正的有益即时性。只有允许插话的口头（viva voce）交流才能收获富有成效的论战，或达成共识。写下的字母和文字是福祸参半之物。苏格拉底便不写作。很难知道这些敏锐的批评有几分郑重可言，毕竟讽刺是柏拉图常用的手法，即便在其论点最具权威口吻的部分，也能找到幽默的蛛丝马迹。这种对写作的指责竟源自一位卓越的作家。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结尾处插入的“语言已终结”的宣言，也多少带有自我否定的味道。苏格拉底弃绝著述，这对柏拉图，对他塑造和戏剧化其师的文学天赋，构成了压力。

《伊安》中的讽刺和揶揄妙趣横生。那个史诗吟诵者、恍惚出神的吟游诗人—很像莫里哀笔下的人物—没有意识到他所经受的解构。他不会驾驭小帆船，却试图描述在暴风雨中颠簸的大商船。在天真的虚荣中，伊安为谋略家和英雄辩护。他以神启的灵感来证明这一不称职的技艺的正当性，而这实际上是幼稚的疯狂，其言行有如《仲夏夜之梦》里的疯子和恋人。在这部如此直接针对荷马的早期讽刺作品里，被抨击者带来的欢乐多于危害。而在《理想国》和《法律》中，情况就黑暗得多。

在我看来，《法律》817b段既明确又晦涩。这一段经常被忽略，即便是将这最后一篇对话视为正典的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当被问及在柏拉图设计的城邦里为什么没有悲剧作家（尽管他们声望很高）时，那个雅典人回答道：

我们自身就是一部悲剧的作者，而且它是我们所能写出的最美和最好的悲剧。我们的整个政体就是对高尚和完美生活的戏剧化构建，它事实上就是我们认为的最真实的悲剧。你们诚然是诗人，但在最优秀的剧作上，我们也是同一风格的诗人，是互为对手的艺术家和演员。而这样一部戏剧，只有在真正的法律的规定下，才能制作出来。

柏拉图在这部“令人震惊的对话录”（托马斯·潘戈［Thomas L.Pangle］语），尤其是在这一段里，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对此我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现代语境中的某些说法也许可以带来一抹微光。克罗齐认为政治行动是“宏大的、可怖的”，并最终是悲剧性的—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回响。戈培尔在1933年5月鼓吹“德国剧院的任务”，他宣称“政治是最高的艺术，因为雕塑家只塑造石头，死的石头，诗人只塑造字词，字词本身就是死的。而政治家塑造群众，给他们法规和结构，让他们在形式和生活中呼吸，一个民族就是这样从中诞生的”。在最后的笔记中，汉娜·阿伦特说柏拉图的城邦比任何文学都更能保护和传递记忆，更能确保后代的声望。但同样，这段陈述也是对柏拉图的改写。伯里克利离我们的源头更近，他断言雅典不再需要荷马或德谟克利特，人类将通过“最高艺术”（即政治的艺术）来获得成就感。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也呼应了这一观点。

这不是忽视了文本中的关键吗？即其中的角力、对抗的亲缘关系。“我们也是同一风格的诗人，是互为对手的艺术家和演员……”不管怎么鼓舞人心，诗歌都不仅是颠覆性的：它甚至是多余的，因为政治理解和对“真正的法律”的编订已经包含了戏剧中最好的东西。它们以社会秩序、成熟制度的理想和实践，提供合理的感知力，比那些虚构的模仿性法律更丰富、成熟（弗洛伊德的标准）。人们再一次意识到，柏拉图致力于控制或者说收编—本·琼生（Ben Jonson）会称之为“吸收”—自己身体里那个伟大的文体家和剧作家。他试图消除思想家和诗人之间的距离，但此举对前者更有利。

但正如柏拉图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一种更广阔的意涵在地平线上徘徊，如同日落后的光亮。即使在最好和最真的政治中，正义之城的建立最后也将是一场“最真实的悲剧”。政治不可避免地属于偶然和务实的范畴，它因此是短暂的，最终注定要失败。柏拉图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上了年纪，成为君王的立法者和顾问的梦想也已在西西里被两度击碎。有什么舞台悲剧，有何种诗意的悲怆可以比得上在斯巴达胜利者洗劫米利都、羞辱雅典之后留下的道德和心理上的荒芜？

尽管如此，无论内心如何矛盾，柏拉图还是无法逃避他的文学天赋。他已经无法和他那些以戏剧手法和充满神话的语言写就的对话相分离。同他的哲学相比，没有哪种哲学是如此彻头彻尾的文学。“互为对手的艺术家”，他自己就是竞争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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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