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萌学术工作室，2001年11月，萌萌接替海南大学“外国哲学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决定把“外国哲学学科点”对外实体化为“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同时创办了《启示与理性》学术辑刊。
　　2006年8月12日萌萌去世后，在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外国哲学学科点”建立了“萌萌学术工作室”，作为海南大学应有的一种学术精神形式传承下来，并已事实性地体现于外国哲学学科点暨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的教学、科研及对外交流活动中，《启示与理性》的继续正是萌萌精神的体现。

　　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仍在两极摇摆中，20世纪60年代语言哲学转向及其后现代思潮似乎给形而上学判了“死刑”，然而如今不到四分之一世纪时间，形而上学“复活”的势头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如何面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摇摆现象？我们是否只能跟随摇摆？此其一。
　　其二，如果科学设定了人类的命运不过就在坍缩的“黑洞”之前，甚至有比“黑洞”来得更早的“人是机器”智能时代，那么世界的诸文化冲突能够转变为智慧文化对科学政治的纠正与救治？
　　其三，加上我们在第五辑刚刚展开的“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探讨，此辑仍将继续深入特殊文化种性之比较，并注意到“原生文化”如埃及、西亚、印度、中国，多属“无形神”系，而“次生文化”的“两希精神”则转变为“形而上学一元论”或“一神论”。这究竟是“进步”，还是蜕化为“帝国意识形态”，从而使“启蒙”一开始就蒙上了“殖民”的阴影？
　　上述三点构成我们《启示与理性》的三位一体问题域。

　　《哲学、科学、神学诸意识形态》：
　　5.引申出结论：科学不再将自身设想为人类心智的完美典型，它的前提永远建立在基本假设上，所以，科学的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无根基的选择，即深渊。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根本的翻转——科学前提的基本假设，恰恰置身于唯一非假设的基本自由中，因而也就置身于存在主义中（意即存在主义飘浮在虚无之上）。
　　量子世界全然是“物理还原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概念。相反地，我们将要采用将它称为依赖模型的实在论观点：一个物理理论和世界图像是一个模型（通常具有数学性质）以及一组将这个模型的元素和观测连接的规则的思想。这提供了一个用以解释现代科学的框架。”
　　换句话说，科学早已走上了宇宙论路线，启蒙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把“知识即德性”转变为“知识即力量”就隐含着“人义论”的偏离，人以为可以驾驭科学技术——无非“手段工具，，而已。其实是“人义论”仅仅是“宇宙论”的“同路人”。“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在人的手上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从“工具顺人之手”无形中变成“人顺工具之手”，但人不自知，因为人在启蒙主义“进步论”的观念下相信人总是能驾驭科学技术的，“科学的危机总是能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的”，根本没有想到科学要成其为科学必须沿着科学的逻辑进行下去：科学的问题从科学中产生，解决这个科学问题也必须首先按科学的可能性进行假设，然后在现有的理论架构和实验设备相关联的现实性上去试验—调整—尝试可能的成功。这与其说是人引导物，不如说是物引导人。我把它叫做科学的“自我证成”。
　　于是，施特劳斯引申出“科学与人无关”的结论：“科学不再将自身设想为人类心智的完美典型；它承认，它建立在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这些假设永远只是假设而已。科学的整个结构并不依赖于明显的必然性。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选择科学取向与选择其他取向都一样没有根基。但这无非意味着，持反思态度的科学家发现，其科学的根基、其选择科学的根基原来竟是无根基的选择——竟是一个深渊。因为，在科学取向与另一种取向之间进行选择，对这种选择的一种科学解释已经预设了对科学取向的接受。根本自由是唯一非假设性的东西，其他一切全都立足于这个根本自由上。我们已然身处存在主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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