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沃克的混杂性书写研究》：
（一）黑人恶作剧者的欺骗与救赎
沃克的《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中，格兰奇可谓一个典型的黑人恶作剧人物，首先反映约翰和兔子等恶作剧者的欺骗性，是个十足的骗子。同于拉尔夫·艾里森的《隐形人》，格兰奇无意间操起骗子行当，并在后来的岁月中谋取利益。为了在哈莱姆生存，他将黑人妇女骗卖给白种男人，又因无力与城里的皮条客竞争，格兰奇最终只能靠偷食度日，靠花言巧语杜撰悲悯故事讨乞，格兰奇从第一人生阶段中的南方“奴隶”变为北方贫民窟中以骗为生的寄生者。如恶作剧者，格兰奇还利用熟人的愚蠢谋取私利：从纽约回到南方后，他竟然利用情人乔茜对自己的爱情建立私人农庄，实现自己“完全不受白人限制的自治以及与所选择的那部分世界模糊不清。他需要乔茜的钱实现这一计划，乔茜却误以为格兰奇是出自对她的深爱。她以为他需要一个隐蔽的农场来尽享其美色”。此时的格兰奇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对乔茜的狡猾欺骗和伎俩令其恶作剧者的“坏蛋”特质昭然若揭。
但恶作剧者是个矛盾性人物，在种植园语境中，他可能还是个救赎者，格兰奇亦不例外，他的自我救赎是抚养孙女鲁斯，他要给予鲁斯他未曾给予儿子布朗费尔德的“生存完整”。悖论的是，格兰奇的救赎仍然建立在恶作剧把戏之上：他用从图书馆偷来的书提升鲁斯的学识与历史感；他在农场偷建蒸馏器贩酒牟利，为鲁斯的大学教育提供经济保障。此类“恶行”在种植园恶作剧者传统中并非道德败坏，毕竟，如格兰奇本人所论，“在美国，所有的‘合法’皆为白人雇主预留”。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格兰奇“使出浑身骗术获取一切”，即便为了救赎。于此，沃克笔下的格兰奇与恶作剧者别无二致。在对鲁斯的教育中，格兰奇同样采取灵活具体、身体力行的教育方式，经常去教堂参拜，又对基督教信条颇有微词，以此促使鲁斯明辨信众的信仰与实修之间的矛盾性。格兰奇了解白人基督教教义与实修之间的差距，对美国黑人的历史而言，这无疑是残酷的欺骗游戏。作为恶作剧者的格兰奇以一种动态的方式游走于矛盾之间，趋利避害，为了不失去农庄常客中的那些教堂参拜者而光顾教堂，却对宗教信仰毫无兴趣。不可否认，格兰奇对黑人的自我意识相对超前，他通过参与教堂活动再次确认自己与群体的融合，并从黑人群体的仪式与信仰中掩盖“堕落”的生活方式，不仅满足个人欲求，还悄然规避其中的弊端与缺陷，凸显恶作剧者灵活变通、高深莫测的素质与伪装能力。
格兰奇的恶作剧式救赎在很大程度上还折射出一种创造性的种族仇恨元素，成为建构其全新身份的基础。他对白人种族的憎恶貌似源于他对自己摧残妻儿的深刻记忆，然而纽约的经历为格兰奇提供了自省与释放，他意识到白人将其降级为“地下铁路”的卑屈存在。他提取恶作剧者的长处，并与自己其他生存策略结合，在白人女子拒绝他的援救时任其溺死，并不劳而获地捡拾白人钱物，为其回归南方奠定了意识与物质基础，成为教育鲁斯时所创造的恶作剧故事的生动素材。显然，格兰奇的恶作剧行为对自己的同胞不乏欺骗性，对白人强权或群体同样暗施巧智为己所用。
沃克以格兰奇自我牺牲的方式结束小说，也结束了那些沦为白人压迫者同盟的布朗费尔德们的生命，并与之划清界限：为使鲁斯免受姐姐们或精神失常或沦为娼妓的悲惨命运，为了阻止布朗费尔德对鲁斯的监护权，格兰奇在白人法官宣布结果的瞬间枪杀了布朗费尔德，然后开枪自杀，实施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恶作剧把戏，成为典型的英雄式恶作剧救赎者。沃克在宣布恶作剧者死亡的契机时并未使黑人恶作剧者格兰奇成为绝对不择手段的骗子，他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的乐观主义，或者说，时间已开始解构模糊不清却十分必要的阴谋面具，这是黑人为了在美国能够有尊严地生存而被迫诉诸恶作剧暴力的隐喻。这种涤荡旧秩序的死亡情节对从前失衡的机制进行解构，为一个全新的、可能更持久的结构提供空间。在这一行动中，小说与神话结合，弥漫着悲壮的传奇色彩。
在格兰奇身上，我们看到了沃克将人物塑造、神话隐喻与主题升华相融合的平衡。沃克将其对“精神生存”、“民族生存完整”的关注与黑人恶作剧者游走于善恶、黑白等边界的生存诡计相融合，凸显沃克对神话形象的创造性阐释与再现，亦是对人物塑造模式上的艺术性尝试。沃克试图在其美国黑人文化的语境内创造出矛盾混杂的恶作剧主人公，以揭示遮蔽美国黑人整体的生存现实，投射美国黑人的未来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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