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德罗篇》描述了斐德罗和苏格拉底在伊立苏河边的悬铃木树荫下休息时的一次讨论。临近对话结束时，苏格拉底提出了有关做哲学的最好方式的问题。他认为哲学文本并不产生真正的理解，因为它们没有与它们的读者完全相通。苏格拉底指出，一个文本不能注意到一个读者的误解或者对其信息的情感抵触，因而也就不能对此进行回应。同样，文本也不能对要求澄清进行回应，抑或是针对无法预见的反对意见进行自我捍卫。总而言之，文本导致了消极读者的产生，因为它没有促使读者严格审视文本的观点，比如，挑战这些观点的前提或指出这些观点中不受欢迎的含意。因此，读者们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必然需要通过完全理解这些观点来与之抗争。苏格拉底进而指出，按正确的方式所进行的讨论在这些方面要优于写作文字。因而结论是，那些希望传授知识的人应该避开写作文字，同时承担起辩论家的角色，即“选择了一个合适的灵魂并在其中播种了伴随着知识的话语——这种话语不是贫瘠的，而是产生了一粒能在他人的灵魂之中引发更多话语的种子”。“这种话语，”苏格拉底承诺道，“将使种子永远不朽，并能让拥有它的人获得人类所能达到的幸福和快乐。”
在这里接受采访的知识渊博的女士和男士作为一个灵魂已经播种了他们的话语，我希望苏格拉底是正确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怀疑——并不仅仅因为我还没有变得无比快乐。因为苏格拉底忽视了文字超越话语的一些明显优势：文字允许更为复杂、详尽观点的表达，它给了我们无需迫于快速回答的压力进行回应的机会，使我们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找到合适的措辞，引人注目的说明，抑或是我们在讨论中经常忽略的令人叫绝的反例。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机会用夏天的某一天在河边与苏格拉底进行对话；书籍是我们接触最伟大思想的唯一通道。
尽管如此，苏格拉底的观点使我们注意到一个哲学家和一个对话者之间的一段对话有可能超越其它形式文字的优势。毕竟，如果读者谈论的问题在对话中提出，那么文本（text）将不会“保持严肃的沉默”。不仅如此，文本的“父亲”（或母亲）还能随时避免他或她的观点遭人误解，并对异议进行辩护。最后，一段对话允许对话者表达抵抗先前观点的共同感觉，并提供给这些观点的作者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当然，这些目标也许在一篇普通的文字作品中也能达到，因为在那里作者也能提出并回答相关的问题及异议，同时预见并试图消减恐慌。但是，在最好状态下，生动的对话精准地暴露了问题所在。因为置于讨论之中的观点的作者被剥夺了掌控这些讨论的特权并被要求回答一个独立的提问者。
只有对话者所关注的问题与读者相一致，对话才会具备这些优势。因此，现在是时候概述一下促使我与一些知名伦理学家进行谈话的三个主要困惑。我认为，这些困惑会让人有一种熟悉感，因为它们产生于对我们每天的道德实践和前面柏拉图对话中进行伦理讨论的人物不断进行反思的过程之中。然而，这些困惑已经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过，这也许会有助于解释我是怎么理解它们的。
第一个困惑关注我们的“日常道德感”——除了一些原始的基本规则，我们还通过利用对一些特殊情况的直觉反应做出道德判断的能力。这种道德判断的裁定通常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不仅如此，它们还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比如，我们通常不愿做出我们认为错的行为，违反则会唤起我们一些最负面的情绪——包括愤怒，怨恨，和内疚——与之相反，正确的行为会激发模仿，钦佩，和自豪。然而，要清楚阐明这些情绪产生的根本原因却很难。仔细思考一下，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器官移植医生Roozrokh博士的案例，Roozrokh博士在2008年曾被起诉（和宣判无罪），原因就在于为了在其恶化之前获取器官进行移植而试图加速一个垂死病人的死亡。（这个病人登记为死后器官捐献者，但并未同意采取会加速其死亡的干预措施。）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判断这个行为是错误的，即使我们肯定它能秘密地成功进行。但是，经再三考虑，这种反应并不容易被证明是正当的。毕竟，那些需要这些器官的人所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这个病人所承受的损失（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太多时日的人）；同时也不容易发现在这个案例中能胜过这种考虑的想法，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不过，我们中的许多人仍会坚持我们的初始信念，即杀死一个病人是错误的，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还没有能够为这种观点提供一种理由。这种现象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这种日常判断的隐蔽的决定因素？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对道德上的重大考虑有暗含的敏感性（implicitlysensitive）（从而是可靠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不相关的因素（从而是靠不住的）？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