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大师蒙田》：
如此宽容的教育方法对米歇尔·德·蒙田的心智独特发展而言，虽然是一种决定性的幸运，但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及时结束，对米歇尔·德·蒙田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因为要珍惜自由，也就必须知道强迫。米歇尔·德·蒙田在六岁时被送人波尔多市的居耶内学堂读书。不久，他就大大领教了那种强迫式的教育。他在那里上学到十三岁。波尔多城里最有钱的人家和市长的这个儿子在学堂里并未受到非常严厉的对待和苛求，他唯一的一次挨荆条鞭子也是“相当轻的”。但是他遇到的训导实在是一种僵化呆板的训导——这种训导专横地把种种观念强加给这个学生，却不问一问这个学生自己的观念是什么。他第一次不得不按照规定学习，而这个已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学习的孩子却本能和下意识地抗拒这种强加于自己的极其死板的知识。米歇尔·德·蒙田抱怨说：“教师们总是对着我们的耳朵大声吼叫，好像他们要把知识灌进听筒里去似的，而我们要做的事情仅仅是重复他们对我们说过的话。”教师们不是在学生们心中有效地形成学生们自己的看法，而是灌输死教材。米歇尔·德·蒙田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死记硬背”，并愤然问道，“纵使我们给自己填满一肚子肉，如果我们不能消化，不能使之变成我们自己身上的肉，不能因此而变得强壮，那么这一肚子肉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使他恼火的是，学堂里的学究们让他学习各种史实的细节、各种数字、各种定律和各种理论体系，并要求他强行记住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纯粹为了炫耀的书本知识”。教师们还把那样一些学生——他们最愿意死记硬背并把教师们事先说过的话背得滚瓜烂熟的学生——宣布为最好的学生。当时人们把那所学校的校长称作迂夫子，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恰恰是所接受的书本知识过多，从而扼杀了个人独立认识世界的能力。米歇尔·德·蒙田写道：“正如植物进水太多就会死去、灯盏的油太多就会熄灭一样，我们的思想活动也会受到过量的学习和过量的教材的影响。”接受过多的书本知识只是加重了记忆的负担，而不是对心智真正起作用。米歇尔·德·蒙田说：“死记硬背并不意味着我们懂得了什么，而仅仅意味着我们记住了什么。”米歇尔·德·蒙田认为，记住李维和普卢塔克著作中迦太基王国进行坎尼战役的日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了解大西庇阿和汉尼拔的性格；重要的并不是冷峻的历史事实，而是事实背后人性的内涵、心灵的内涵。而米歇尔·德·蒙田的学堂老师们只知道把定律和事实细节填鸭式地灌输给他，所以米歇尔·德·蒙田在进入成熟的中年之后，给自己当年的老师们打了一个不好的分数，但同时也是给他们上了很好的一课。米歇尔·德·蒙田说：“我们的教师应该依据一个学生在生活中的实际表现来判断他学到了什么，而不是凭一个学生的单纯记忆来判断他学到了什么。应该让一个年轻人自己去鉴定和筛选他读过的一切，而不应该让他仅仅出于完全信赖或者出于相信权威去接受任何说教。恰恰应该是把最不相同的看法展示在他面前，如果他有能力，他就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没有能力，他就会一直处于怀疑之中。但是，如果谁只是一味地听从别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寻思的不是问题本身，而且也找不到问题之所在，甚至可以说，这个人根本不是在找问题。”虽然在米歇尔·德·蒙田当年的老师中间也有杰出的甚至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可是那些优秀的老师们却不能把这样一种提倡思想自由的教育给予这个有自己想法的男孩米歇尔·德·蒙田。所以说，米歇尔·德·蒙田不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告别那所学堂，而是以离开那所学堂了事。米歇尔·德·蒙田说：“没有一件我现在还能算作是成绩的事。”正如米歇尔·德·蒙田对他的老师们不满意一样，那些老师们也很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学生米歇尔·德·蒙田不特别满意，因为除了那种内心的抗拒——抗拒任何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抗拒课堂上的知识、抗拒死记硬背的知识，抗拒任何的强迫、抗拒任何的纪律和规章，此外，米歇尔·德·蒙田还缺乏一种敏捷和灵活的悟性。正如他的其他许多优秀禀性一样，他的才气横溢的天资是在青春期以后才苏醒的。而在他身体发育的那个年龄阶段，他后来具备的那种如此清醒、机敏和好奇的思想却令人不解地还被束缚在浑浑噩噩之中。某种惰性还依附在他身上。米歇尔·德·蒙田说：“我虽然身体很健康，而且按照我的禀性，我总是那么温顺和随和，但那时候的我却是慢慢腾腾、松松垮垮、磨磨蹭蹭的，人们简直无法把我从懒散中拽出来，即便人们要把我带出去玩，也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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