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葛德汶（1756—1836）这个名字并不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悉。
他是18世纪末叶英国伟大的政论家兼文学家，杰出的民主运动代表。经典的文学史上习惯于将他与湖畔派诗人并列，归入英国浪漫主义的第一个时期，并称他的创作是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的过渡现象。
葛德汶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父亲是加尔文教的虔诚信徒。他的童年读物，除了班扬的《天路历程》以外，没有任何文艺作品，无怪乎葛德汶最初也做了牧师。然而，葛德汶在传教时总是断言：不但人间君主，即使上帝自己也没有暴政虐民的权利。
随着思想的不断成熟，葛德汶越发不能忍受枯燥乏味的牧师生活了。
他接触了一些哲学著作，从而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一名加尔文教徒转变为无神论者。1783年，他辞掉了牧师之职，来到伦敦，决定从事他热爱的文学事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跟当时所有进步人士密切交往：他与普里斯特利（当时的哲学家、政论家）通信，讨论自然神论的问题：又结交了伦敦通讯协会的许多会员，其中包括诗人布莱克和霍尔克洛夫特；经常聆听普莱斯博士为法国革命而作的精彩演讲，而且还常常参加革命协会的午餐会。
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英国政府对以民主力量为核心的雅各宾党展开了疯狂的围剿，葛德汶多次被牵扯其中。当伦敦通讯协会十二会员案件发生后，他立刻在《新闻晨报》上发表文章为被告辩护，执政当局在葛德汶的雄辩和群众的呼声面前不得不做出让步，宣判被告们无罪。紧接着，葛德汶本人也因1793年发表的《政治正义论》一书而成为被告，但当局很快又撤消了对他的起诉，原因可笑至极：如果一部书的定价大大超过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那么它便无法对群众发生影响。不过，当局的估计错了：手工业工人们常常合伙购买一本《政治正义论》，然后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朗读。
如果说葛德汶的政治活动使他成为一名时代的伟大战士，那么文学创作则使他得以流芳百世。当r783年二十七岁的葛德汶到伦敦从事文学事业时，英国的文坛是十分寂寞的。正如葛德汶传记的作者布朗指出的那样：在文艺方面，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尚未到来。那一年文坛上只有两件大事：布莱克的《诗素描》与克雷布的《乡村》相继发表。他们一个预言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倾向，另一个则成为现实主义倾向的先声。
葛德汶最初的三部小说没有流传下来，它们均完成于1783年至1784年间，分别是《达蒙与狄莉亚》、《意大利书信》、《伊摩根——牧歌传奇》。直到1794年，葛德汶才发表他的第一部知名于当代的小说《事物的真相》，又名《卡莱布·威廉斯的经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卡莱布·威廉斯是地主福克兰的书记。一天，卡莱布无意间在主人家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大箱子。在事实面前，为了求得卡莱布的缄默，道貌岸然的福克兰只得承认自己曾杀死一个地主，即他的邻居蒂列尔，并听凭蒂列尔的佃户霍金斯身陷冤狱，成为自己的替罪羊。可是后来福克兰又怕卡莱布告发他，就利用伪造的证据，诬告卡莱布有偷窃行为，使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也身陷囹圄。在这里，葛德汶深刻地揭示出：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决定了不列颠社会司法和道德的一切方面。正如卡莱布为自己辩白失败后的义愤之言：六千金镑的收入就是免予起诉的刺不穿的盾；正式而且认真的告发所以被推翻，仅仅因为它是仆人所做的。
葛德汶在《卡莱布·威廉斯的经历》中主要抨击了血统特权，而他的第二部小说《圣·利昂》，则将矛头对准了时代的新宠儿黄金特权。小说一开始讲到16世纪的一个法国贵族，德·圣利昂伯爵因打牌而破了产，被迫携带家人到瑞士去谋生，在那里过着平凡的农民生活。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却不满意现在的生活：他受不了别人对自己大声说话，也受不了以前的朋友对自己不屑一顾，甚至连做梦都希望能够重振家业，恢复以前衣食不愁的贵族生活。命运再次垂青了他。一个神秘的朝香客临死时传授了圣·利昂点金之术，同时也告诉他长生不老的秘方。
但这个朝香客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把财富的来源告诉任何人。
圣。利昂欣喜若狂，坚信财富将给他带来无止境的幸福，但他很快就后悔了：由于财富来源不明，儿子跟他断绝关系出走了；他的女儿嫁不出去，因为恋人的父亲不愿跟有钱的地主结亲；他的妻子因儿女的不幸忧伤而死；就连圣·利昂本人也因有杀害和私埋这个来历不明的朝香客之嫌而锒铛入狱。出狱后，虽然他决心做个造福人类的善人，但厄运仍然穷追不放。他到当时最贫困的匈牙利去，把黄金分赠给居民，但他只是增加了流通的黄金数量，而不能增加市面上产品的数量。在流通规律面前，点金术无能为力。
《圣·利昂》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正如葛德汶在序言中所说，他企图把人类的感情和热爱同荒诞的境遇混合起来。
炼金术士的秘密丹炉，宗教裁判所的黑暗地窖，匈牙利碉堡的地下监狱，这些细节描写都加强了这部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1800年以后的创作中，葛德汶的浪漫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小说《感情的新人》中，作者集中笔墨描绘了主人公卡兹米尔·弗利特武德的恋爱心理经历。弗利特武德一心只沉浸于自己的私生活，他的青春热情在国会里碰了壁后，便一蹶不振，开始出国漫游。这是一个消极遁世者的典型，背着自己沉重的幻想，像背着无法减轻的重荷：“期望使我兴奋，可是一旦实现又使我陷于希望幻灭的难受的空虚之感。”葛德汶之所以将小说命名为《感情的新人》，是相对于亨利 ·麦肯齐的小说《感情的新人》而言的，从两部小说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18世纪伤感的主人公已开始转变成19世纪幻灭的浪漫主义主人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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