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化生存与私人生活空间 高技术应用对隐私影响的研究》：
事实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存在体现公共理性的力量，公共领域由于是公共权力活动的场所，因而天然地必须体现公共性，而私人领域是市民社会成熟基础上的产物，它发挥社会批判功能，体现参与和监督精神，因此它的存在有助于公共性的发扬。隐私是私人问题，它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人的自由、尊严的实现过程，也是人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目的在于：“一个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了深刻的分化——所组成的稳定而公正的社会之长治久安如何可能？”一般而言，公共理性是基于个人理性基础上而产生和发展的，但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并不总是协同的。更多情况下体现在冲突和悖论。芬伯格在《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发展的两难困境”问题：按照西方政治理论的一种古老传统，社会不能同时实现公民道德和物质繁荣。所谓“发展的两难困境（the dilemma of development），即在公共领域和秘人生活中所追求的两种最高价值之间的相互排斥”。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深入剖析了集团（组织）成员在寻求集体物品时的心理动机，即典型的搭便车心理，在这种理性动机的驱使下，每个集团成员并不会自发地为集体物品而奋斗，以使最终每个人都需要的集体物品总是得不到满足，并且这种状况在越大的集团里越普遍，由此构成大集团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预示着个人的理性往往会导致集体无理性。当前我国社会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盛行，由此导致的这个社会是经济思维强势主导下的个人理性主义泛滥的社会，社会的每个人都是一种理性人的行为，由此导致了社会的集体无理性，亦即整个社会公共责任的缺失。这个问题在网络隐私方面具有更明显的体现。公共理性与私人理性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中相遇，通过网络这个特殊媒介的作用二者表现了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每个人都想有自己的隐私，而越强烈渴求隐私而愈发没有隐私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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