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夏衍下了决心，他回答：“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
上海沦陷后，组织决定让夏衍南下：“记不起具体日子，大约是十二月十六七日，汉年突然把一张赴香港的船票交给我，并说到了香港，会有认识你的人在码头接你。……在一个寒风刺面的日子，大概是十二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我一早起来，收拾了带走的行李，对妻子吩咐了要注意的事情，又轻轻地在熟睡的沈宁、旦华额头上吻了一下，就直奔公和祥码头。……汽笛发出了钝重的声音，船慢慢离开了码头。浑黄的江面上，有几艘挂着太阳旗的兵舰，两岸几乎没有行人，出了吴淞口，想上甲板上去看看，太高兴了，原来潘汉年也在这条船上。”在潘汉年年谱中，这一段用的是“同船撤离”。
抗战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大背景，也是夏衍正式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做统战工作的开始，而之前的工作只能算作是外围工作的阶段，这样理解应该是相对客观的。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统战和情报是两条线，互为明暗，时有分合或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夏衍在这条战线上的非凡经历，离不开周恩来和潘汉年这两位最重要的人。
统战的经历对夏衍影响深远，他的交友是三教九流的，周恩来给他的任务就是“勤交朋友”，为党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此，李克农跟他讲的更直白、更坦率：“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在国统区，菩萨要拜，鬼也要拜。……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在祖父留下的大量各类文字中，他都在反复的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是统战，甚至在一九六五年一月“文化部整风”的检讨中，他也会写到统战工作对自己的影响：“在大约有十年的时期内，我主要是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根据当时大后方的具体情况，组织上要我以非党的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面接触，由于我立场不坚定，党性不纯，日子久了，不知不觉地就渐渐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民主人士。很少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恰恰是这十年的文化统战工作，夏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他自己职业革命生涯中最酣畅淋漓的十年。
周恩来、潘汉年、蔡叔厚和夏衍，也包括瞿秋白等等，是一群精神气质相同的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道别样风景。很多同时见过潘汉年和夏衍的人，都回忆说，他俩有相同的气质，像是兄弟。夏衍的秘书李子云在《记长者夏衍》中写得更有趣：“是因为他们都头发整齐、穿着丝袜（我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也穿着丝袜），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儒雅风度？还是因为他们都对晚辈表现了那样亲切的关心与爱护？他们之间有一种气质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没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不是去逛邮票商店，就是去潘汉年家。”
对于他自己在隐蔽战线的诸多业绩，夏衍选择了缄默、无名、密不透风，因为他跟潘汉年的信仰是一致的，潘汉年用上海话说过：“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对他们来说，隐蔽战线上的很多事情，宁可让其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也不能成为坊间饭桌上蜚短流长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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