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最低工资标准可缩小各阶层工资高差距？
一个企业用于工资的总成本是固定的，如果管理层拿走的越多，基层员工得到的就必然越少，这也是管理层与基层员工收入高差距的由来。
那管理层的收入是不是就是合理的呢？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为何与基层人员拉得那么大呢？这要从现代公司的管理结构说起。
在发达国家，工资水平最高的是这样一类公司，这类公司基本上属于纯公众公司，可以看做是“无主”公司：股份非常分散，单一股东的股权占比非常少，对公司没有任何影响力。在这类公司里面，基本上是经理人说了算，经理人便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制订奇高的薪资方案，而且即使经营不善也不必为之负责。
这类公司的出现主要是家族传承的原因，任何公司在早期都是有大股东的。但是企业经过几代的传承，到后来，创始家族在企业中占比越来越少，企业基本上就变成了公众公司，其实就是任由经理人宰割的公司。
这类公司带坏了其他的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又带坏了非上市的公司，美国公司又带坏了中国公司。因为人才是流动的，只要有一类公司给高管开出高薪，其他公司的高管就会向此看齐，结果高管高薪成了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而高管的高薪必然也会导致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基层管理人员的高薪。
大家不要小看公司企业内部的贫富差距，企业内部贫富差距过大，也会影响企业的成长。根据笔者的观察，企业内部的贫富差距往往会造成三大结果：
首先是基层人员消极怠工。企业的大部分事情几乎都由基层人员来完成，基层人员要面对客户、面对市场、面对产品生产，他们是直接创造产值的。但如果这些人得到的收入与他们的付出不匹配，他们就会感觉“不值”，结果就是消极怠工。服务人员不认真接待客户，导致客户抱怨，甚至流失客户；生产人员不认真生产，导致次品很多，不合格品率大幅提高，等等。这些都会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些真正做大做强的企业都是真正“以人为本”的企业，是以“员工”为本的企业，中国的宗庆后、董明珠等知名企业家也信奉这样的原则。
其次，在企业中，经理级别的基层管理人员，往往与基层员工工资水平差距并不大，而总监级别的高层管理人员，其薪资水平则与基层员工差距极大，这些人的工资是与经理人看齐的。但总监级别的高层管理人员的付出远没有这么多，这些人不用像基层人员那样直接参与劳动，也不用像职业经理人那样考虑业绩与战略问题，这些人的工资是高于其劳动成果的，因此这一层级的人往往为保住自己的职位和工资不敢做任何尝试。
第三，顶层管理人员，即职业经理人、总经理级别的人，这些人的特点是过度冒险，但往往效果不佳。因为这些人如果是内部提拔的还比较好，而如果是外部空降的，这些人一般都有极大的业绩压力，其快速提升公司业绩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出改变，而很多改变其实类似于赌博，因此这些人往往最具冒险精神，但这些冒险却往往毁掉了企业。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高管高薪的问题，也早就被注意到了，美国企业高管的收入水平平均为普通员工的344倍。在克林顿执政时期也出台过限薪的法案，但精明的金融界高层总能钻到政策的漏洞，最终导致了经理人持股的频繁出现。因为薪资虽然被限制住了，但是向经理人赠送股权则没有限制，这导致了经理人持股的大量出现。而金融危机之后，德国、英国等国家也出台了限制高管薪资的方案，但大多是针对那些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成效并不大。
那是不是就对高管薪资没有办法了呢？其实，根本上不是要限定最高工资，而是要制订最低工资法。因为企业利润用于工资的总量是固定的，只要提高基层员工的工资，那高管的工资就自然会降下来了。
而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反对制订最低工资法的声音，比如有学者认为，这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工资水平总体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具体说是由整个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任何一个国家对最低工资的限制都是比平均工资低很多的，根本就不可能高于由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最低工资的出台其作用只能是缩小贫富差距，而非提高整体水平，只要对最低工资限制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那对整个社会的整体工资水平就不会有任何影响。
美国即使没有最低工资，其最低工资也不可能跟中国一样；中国即使没有最低工资，中国人的工资水平也不可能跟越南、柬埔寨一样。最低工资限制对一个国家的工资总水平是没有影响的。我们即使取消了最低工资限制，也保护不了多少企业家。
而由于企业利润用于工资的比重是一定的，国家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企业自然就会将用于高管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用于基层员工工资，这是目前可行的唯一办法。当然，最低工资也不是随意制订的，而是按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制订，比如社会平均工资为5000元，那最低工资可以制订为3500元，这样就可以避免薪资差距的拉大。
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的总体用工成本取决于平均工资，而不是最低工资。当然最低工资可能会对极少的一部分企业有影响，但是这些企业本身就是被淘汰的对象。中国工资水平基本上是五年就会翻一番，这个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
有人担心，限制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现象。这更是危言耸听，因为这只会对一小部分以最低工资吸纳就业人员的企业有影响，这部分企业的用工数量本身就非常有限，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率靠的是经济的发展，而非工资限制。降低失业率还必须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上入手，也就是不断地将中国经济的总量做大。在西方国家每年只有经济增长预测，而没有经济增长目标，所以他们很难解决就业问题。而中国正好相反，中国政府从来不预测经济增长率，而只是制订经济目标，然后想办法完成经济增长目标。根据失业率匡算出一个能够解决失业问题的经济增长目标，然后全社会围绕这个目标奋斗，失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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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 程实
高连奎先生是难得的观察视野极为宽广的学者之一，他的作品数据翔实、逻辑严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融合了政治、历史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经济学家 倪金节
在人们普遍浮于物质追求、甚至相当一部分学者亦为名利所扰之当下，高连奎能够固守 良知、独立治学，不仅难能可贵，更代表了中国传统“士”之风骨。
——财经评论家 杨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