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外一些社会理论则倾向于“冲突模式”（conflict models），这种模式强调社会生活中的争斗和不平等，并认为不同人群很难和谐相处。这些社会理论主张因为社会差异，社会资源并非公平地被分配。总有一些社会资源是被高度重视：军事力量、金钱、意义、道德、身份认同、政治地位、情感、愉悦等等，但即便这些资源的重要性也是不均等的。每一项资源都可以使拥有并懂得如何利用它们的人形成社会区隔（这正是前面描述的关于“影响力”的第一种含义）。金钱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只要你懂得如何运作，钱就可以产生更多的钱，有钱人也可以用钱购买其他资源。但另一方面，除非我们认为有必要用感情去控制别人，或者需要用它来维系健康的生活，否则我们都不能将情感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这正如披头士乐队（Beatles）唱的那首老歌：“金钱买不到我的爱情。”我们在第6章将要详细探讨的话题——“权力决定意义”具有同样的象征意味：权力决定我们将关注哪些问题、哪些观点是重要的以及我们该如何思考它们。重新确定别人常识的含义的确是权力。
在整个社会中，资源分配是不平等的。不同社会成员获得以及利用资源的能力有强有弱，由此很容易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资源分配是根据社会阶层划分而展开的。每一类阶层都有自己明确的身份特性，但只有一部分特性是和资源分配有关的。例如，在美国我们很容易将“金发碧眼”和“棕色头发、褐色眼睛”从人种上区别开来，但是，没有人会在学校里作这种区分。另一方面，我们又能够根据阶层、种族、国籍、性别、性取向、年龄以及能力的不同来分配社会资源。这就是学者们所谓“社会区隔系统”的含义。
例如，女权主义就是一种强调不同性别间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社会理论，它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受压迫，而男性是拥有特权的，这样的社会就是所谓的“男权社会”。尽管迄今为止，人类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是男权性质的，但女权主义者还是特别强调当代社会中的这种不公正。比如，女性通常的工作薪金比男性少，而且她们的家务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言语或身体上的侵犯；女性更不易获得政治权力（美国还没有一位女总统或副总统）；女性通常被建构为纯粹的性对象；女性更加情绪化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女性受男性压迫的现象。女权主义试图在一个被区隔化的社会中挑战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女权主义传播理论则是着力探讨媒介传播是如何建构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其他一些社会冲突理论则是关注如下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有色人种与白人社会、工人阶级与富裕的精英阶层、儿童和老年人与中青年、同性恋与异性恋、形形色色的宗教少数派与占美国人口大多数的新教徒、残疾人与正常人等等。
近年来，很多弱势群体开始反抗他们所受到的压迫，包括利用大众媒介以及在媒介上展示他们自己的形象。文化和媒介传播日益成为这种反抗中的核心命题。这些斗争正在改变美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和政治生活。这也对媒介研究形成了巨大冲击，因为“作为控制的影响力”成为媒介理论的核心命题。
我们很难在两种模式中划分孰优孰劣。一方面，倾向于冲突模式的媒介理论家通常认为共识导向的理论是在维护现有社会的不平等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强调共识模式的理论家则用“社会总是在不断地进步”，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就像他们的生活比过去有进步一样这种自由信念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而且他们认为冲突模式过于关注权力问题，而忽视了社会生活的和谐与进步。
在本书中，我们会兼容并蓄冲突模式和共识模式，因为我们相信这两种模式从不同侧面描绘了媒介建构美国社会和生活的角色含义。正如前文所述，媒介在社会中建构了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也促成了社会压迫关系的形成，但是我们还是坚信媒介对社会有许多正面功效。诚如杜威所言：媒介把我们凝聚成社群。媒介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当代社会矛盾，它在社会转型和促进社会公正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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