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解构“妇女”概念。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者拒绝把“妇女”当作一个分析的范畴，反对把“妇女”范畴视为是自然的、非历史的、本质的或统一的范畴。她们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或通过推论建构的，是可解构的社会实践和意义系统的产物。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社会语境影响的，性别行为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不同的语境中，人类的性别行为具有可变性，既可表现为男性行为，又可表现为女性行为。与此相同，“妇女”概念既非先天固有，也非一成不变，而是流动的和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妇女”这一概念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此外，女性个体也会因经济地位、政治处境、种族背景、地理环境、文化水准、情感与性爱经历的差异拥有与其他女性不同的经验，这说明，广义上的“女性经验”是不存在的，“妇女”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是一个无用的女性主义的概念。巴特勒说：“任何给妇女范畴以普遍或具体内容的努力，假定事先需要团结的保证，将必然地产生分裂，而作为出发点的‘身份’也永远不能成为女性主义政治运动的巩固基础。身份范畴永远不只是描述性的，而永远是标准化的，而且还具有排他性。”①非但如此，将所有女性都归结为～个虚假统一的“妇女”的做法会掩盖表面上是团结而实际上是分裂的妇女利益的后果②。因此，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认为，不存在单一的“妇女”范畴，也没有一条通向妇女解放的康庄大道，任何一种女性主义都无力代表地域、种族、文化、阶级、性倾向不同的另外一些妇女。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妇女”的范畴是虚构的，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但是女性主义并没有因此走向虚无，它还是试图发展出“妇女”的另一种不同的内涵，在颠覆与矛盾中体会到创造的“可能性”。托洛·莫伊在比较罗兰·巴特与西苏的文本理论的差异时认为，“前者表征了绝对的丧失，那是一个主体隐没于无物的空间；而后者总是终究能在想象的丰富中，收拾起它种种的矛盾”③，这正好可以用来解释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这种差异：解构理论强调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反对任何理论的建构和体系；而女性主义却要在解构理论的基础上建构独特的女性话语。此外，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巴特勒认为，解构“妇女”概念，不是否定或抛弃，而是进行质疑，向更广泛的意义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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