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公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倡导救亡图存与经济文化并道而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除了面临内政外交上的危机之外，经济上也十分不景气。虽然国民政府实施了法币政策，开展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但是仍然不能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基于这种情况，《大公报》提出了“救亡需自经济自救起，救国的大计在于七分经济三分文化”的主张。《大公报》首先总结并分析了几种救国理论：政治救国论、军事救国论和经济救国论。最终提出了“注重经济复兴及文化建设而特别倾重经济复兴”的理论。作为中间力量的代表，《大公报》始终坚持的就是经济文化并行而侧重经济的救国方针。如果只从经济角度分析，那么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必须依靠经济实力的强大，没有经济基础做后盾，所谓的外交、国防、国际地位都是空谈。只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国家其他各项事业的真正开展。这些是被人们所看到的，也是《大公报》特别注重经济复兴的原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不能代表一切。如果只坚持经济救国就会陷入唯经济论的轨道，就会单纯地认为：经济决定一切，经济解决一切，经济就是一切。为此，《大公报》慎重地提出了“七分经济三分文化”救国理论。另一方面，《大公报》提出工业救国的主要方略。1931年5月22日，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上，《大公报》正式提出了其工业救国的主要方略，即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科学化，以政治言，必须民主化，及社会主义化”的目标。这反映了当时国人迫切需要安定和渴望建设国家的呼声。而倡导工业救国一直是《大公报》努力追求的使命之一，这一点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贫弱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救国良方。
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大公报》认为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自订其工业政策”，不能靠任何模式、主义。它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在所有制形式上是混合的，“重工业国有，杂工业私营”；在经济手段上是统制经济，即国家对国民经济生活实施统制和管理；对经济的操纵是由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实施。它提供论坛，让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之路进行深入探讨，贡献方案，使国家获得此等舆论，“可永免内乱，可不受障碍而迈进”。①依此等舆论进行的政治及社会事业，方能不误轻重缓急，不入迷途。参与这场中国现代化之路讨论的人士共提出了五种中国现代化方案。第一种，复兴农村，以引发工业。这是20世纪30年代非常活跃的农村建设实验派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问题都在农村，所以建设必须从农村开头，最后仍须归本农村。第二种，双轨建设。所谓双轨建设，即“一方面能改良农业，一方面又能发展工业”。这是蒋廷黻提出的观点。第三种，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这是陈公博和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等人的观点。第四种，发展乡村工业以实现中国工业化。这是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廉、方显廷、陈振汉等为代表的观点。第五种，中国的工业化应发展基础工业或重工业。这是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张洪元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徐庭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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