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境下的文学担当
首先,我要感谢南师大文学院的邀请,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这所百年老校和文艺学的硕士生们见面。文学院的领导让我借主持本届硕士毕业答辩时能够就当前文学发展的宏观形势给大家做个演讲,这使我非常惶恐,这个题目对于我很难胜任,我只是在一家报社工作,接触一些文艺批评,只能就自己所了解、所思索的些许想法和同学们交流。
不管我们是不是关心时局,都不得不承认最近几年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从治国方略上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很重要,至少对文学很重要。文学关注克服劳动异化,克服人在科学发展下的孤独、疏离和创造力的泯灭等等。和谐不仅是一种新的治国方略、治国机制、治国目标,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和谐”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涵。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从孔孟到康有为、孙中山都对此做过理想性的描述,也许只有今天我们才能对它做出现实性的描述。几十年前,我所在的山东一座古老的中学,那座中学也是一所百年老校。校合是大运河畔的山陕会馆,会馆大门两侧刻有四个大字:“蹈中履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蹈中履和”一直是我们社会的行为准则,教育和思想道德准则。再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的社会在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而一些国家的发展史表明,国民生产总值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矛盾的凸现期,社会利益关系处在调整中,人们的心理也会发生微妙和复杂的变化。正所谓“人在饥饿时有一种烦恼,吃饱后便会生出无数烦恼”,前者是生存的烦恼,后者是发展的烦恼。当下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时期。文章合为时而著,研究当下的文学发展离不开时代和特殊的语境。我想强调指出我们现在的文学语境是崭新的,讨论一切问题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不妨稍加回顾拨乱反正后近30年来我们文学语境的几次大的变化。从粉碎“四人帮”到1985年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里是非常明晰的拨乱反正的阶段。那时的文学以关注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为特征,也成为它井喷式大发展的突破口。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已经载入史册。进入1985年以后在开放的背景下大量吸收西方现代派文艺,文学以本身的“减负”为口号,以“回归”文学自身为发展目标,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也有论家说进入了所谓“无主潮”的发展阶段。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时期文学提出给自己“减负”和“回归”的目标其实并没有实现。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学又遭遇了商业化的冲击,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卷入了商业化的大潮,这个阶段文学语境变得十分复杂,尚待厘清。但进入新世纪后文学又开始回归理性,不论是“回归现实主义”还是“呼唤英雄主义”还是“关注底层写作”,文学朝着一种理性的回归的方向发展。现下我们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把社会建设和文化精神价值高度统一的语境。近30年的中国文学经过几次语境的变化,现在似乎更意识到文学还是要有所担当。那么,在新语境下文学应该有哪些担当呢?我认为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
一、精神抚慰担当。文学这个东西很奇怪,说它有用看似无用,说它无用有时候又很起作用。对此俄苏大批评家阿·托尔斯泰曾很生动地描述过: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神情忧郁的居民伊凡因生活拮据、身心疲惫在街上闲逛。他看到一家戏院正在上演一出戏,就花了3个卢布买了张票,心想反正是消遣。此前他根本没有接触过戏剧,而且对戏剧抱着几分敌意,认为那都是些无聊的人弄的一些骗人的东西。伊凡进了戏院以后心情依然不好,看看左右坐着的那些普通人衣服上都落满了尘土,前边一个胖老太太头不断扭来扭去挡住了视线,他暗暗骂了她一句“臭妖精”。正在这时舞台亮起一道白光,锣声响起幕布分开,几个化了妆的人在一间用厚麻布搭起的房子里交谈。其实这个房间只有三扇墙,可是这几个化了妆的人却认为有四扇墙,而且还毫不在乎地对着那扇假想的墙壁谈话。伊凡心想,他们这些人是多么的笨拙和造作啊。但伊凡不能白白糟蹋3个卢布,必须听他们讲什么。看着看着他人戏了,可不是吗?他想,那个医生到现在还不疑心,那个穿条纹裤子的人就是他老婆的情夫!于是伊凡上钩了。现在那些化了妆的人还要一步一步去感化他、哄他、骗他,赤手空拳地去俘虏他,让他抹眼泪、抹鼻涕、揉眼睛,时而放声大笑,时而把耳朵竖起来,连一秒钟的小差都不愿意开了,否则他就会摸不到故事的边际,那样的话他的3个卢布就白花了。伊凡从来没有经历过舞台上的生活像旋风似的飞驰,2个半的小时里能够体验整整一场人生经历和许多年的生活,有喜悦、有灾祸、有幸福、有欢乐也有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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