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某些东西让他觉得如此陌生，但其他一些东西他早已熟悉不过了：国民抵抗活动、静坐罢工、示威游行和封锁的时代给安南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他参与的争取加纳政治独立斗争的继续。“文化不同，方式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同样也可以参与进去。”他后来回忆道。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那些政治大事，为此他本人也有过一两次糟糕的经历。
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散步，由于肤色的缘故他们遭到一群喝醉酒的年轻人的辱骂。另外一次，他和一个白人姑娘走过市区，他遭到一次暴力攻击，最后总算幸运逃脱了。尽管发生这样那样的事，但安南并没有退回到自由的麦卡莱斯特校园的安全地带里整天闭门不出。
在第一个学年过后，1960年夏天，他和一名教师代表和几个朋友到美国内地旅行了几周时间。来自四大洲五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挤在一辆旅行车里，他们将这辆车命名为“友谊的使者”。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看看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他们在美国人的家里过夜，住穷人家，也住富人家，住农村，也住城市。
有一次，为了了解当地囚犯的生活状况，他们甚至还想睡在一座监狱里。可是他们并没有如愿以偿，但他们成功地在当地的一个救世军中心里过夜了。在旅行的途中，这一引人注目的团队一再被迫面对种族主义的冲突，但并没有给所有的参与人员留下任何奇怪的印象。即便这样，他们最终还是保持了自己原有的本色：这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大学生们，仍然带着一份自信，踏上了回去的旅程。
和在库马西的时候一样，安南仍然攻读国民经济学。而且还像以前一样，他喜欢政治辩论，而且不仅在大学生的社团中。在美国的大学里，上述的大辩论属于提倡的大学争论文化。它们有纪律地并且按照明确的规则进行，但有可能会就某件事一决雌雄，争个你死我活。
为了让人们的思想变得敏锐，参与人员常常必须为自己实际上所坚信的某事物的对立面进行辩护。安南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参加演讲比赛。如果让他自己自由选择题目的时候，他就会将演讲报告锁定在贫富问题、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的机遇或者战后时代美国的作用等上面。有一次，他甚至还赢得了本州范围内的一次演讲比赛。这一次他所论述的又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对脱离殖民统治的年轻国家的责任问题。
他当时的一位教师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忆起安南那“绝妙的”、和牛津英语相似的加纳口音。无疑地，他当时也有着深沉的、科菲·安南细腻的声音，他给每一个对话伙伴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他的语言出奇的简单，而且几乎不用任何技巧。
在“世界俱乐部”里，他不久就担任了俱乐部的主席。大学生们同样在为国与国之间、首先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尽心尽力。也就是说，在20岁出头的时候，安南找到了“他”的主题。从此那些主题再也没有离开过他，那就是公正、贫富均衡、民族谅解。最迟从那时起，他开始坚定而经常地练习说话的艺术。这样一种训练对他后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是有一定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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