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有传奇色彩的堂兄——父亲的冒险——洛尔赫的田园风光——棍子——对父亲的尊敬和超越——母亲的痛苦——路德维希堡的洛可可风格——公爵的生命的加洛佩德舞——“你傻了吗，弗里茨？”
弗里德里希·席勒，《华伦斯坦》的作者，差点儿出生在一个军营里。
父亲约翰·卡斯帕尔·席勒作为少尉在符腾堡的军队服役，七年战争中，该部队在路德维希堡集结，准备“黑森战役”。符腾堡公爵的军队当时站在法国一边同新教的保护人普鲁士打仗，这让信奉新教的施瓦本颇为恼火。席勒的母亲带着大女儿住在马尔巴赫父母家中。从那里出发，她可以经常探望在附近的路德维希堡的丈夫。当第一次阵痛来临时，她恰好同他一起住在军营中。人们急忙把她送回马尔巴赫。1759年11月10日，她在那里生下她第二个孩子。他受洗取教名为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
父亲家里已经有个被当作典范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因为这个“堂兄”受过大学教育，见多识广，他还写书和翻译，是个四处游走的项目制定人和花花公子。根据家庭的传言，他甚至为“政府”出谋划策。就此，据说他曾向卡尔·欧根公爵建议，让人把所有多余的教堂大钟铸成大炮。他熟悉财政学和教育学，制定出计划，如何提高民众的富裕程度，乃至解除人类的苦难。不过，这位“堂兄”以后未能成功安排好自己的幸福安康，他在家庭里的威望也就一落千丈。据说他曾在英国，在蔷薇社社员那里摆弄过炼金术。从那里回国后，他在美因茨建立了一个出版社，出版有关道德哲学和经济学的值得敬佩的书。可是，读者兴趣不大，所以这个游走天涯的浪子被困在了他的出版物上。他进了债务监狱，他那不多的财产被拍卖。以后他当语言教师谋生，八十年代从家庭成员的视野里消失。可是，弗里德里希对这个他仅从别人讲述中认识的“堂兄”始终感到好奇。1873年7月他曾打算拜访他。不过没这么做。也许他想替自己避免一次失望。
出生一天后，人们就匆忙替他举行了洗礼仪式，因为这个孩子身体如此虚弱，别人担心他活不过去。尽管如此挥霍铺张不小，仪式的进行计划得像一次婚礼。教父的名单证明了家庭的名望。除了那个令人疑惑的“堂兄”，被提到的有：父亲的军团指挥官，封·德·加贝伦茨上校；马尔巴赫和附近地区费英根的市长，以及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那个大名鼎鼎又臭名昭著的上校里格尔。这个在全国都让人敬畏的男人，显然对父亲十分友好。
里格尔上校是公爵的一个亲密的顾问。他让自己成为公爵不可缺少的人物，因为他懂得如何用残忍的征募手段，一下子弄出一支六千人的军队。里格尔得到了强制征募的全权。1757年他指挥了三次大规模人口狩猎行动。被抓的有农民，小手工业者和雇工。这里使用的方法，里格尔是从普鲁士征蒡军官那里学来的。当男人们在饭店，在教堂落成仪式和其他的舞会上已经酩酊大醉时，就派人把他们抓住，长时间不给食物地关起来，直到他们“自愿地”收下定金，接受征募。当然，这样被强制雇用的部队被证明没有多少用处。1757年第一次战事中，符腾堡的军队曾引起轰动，而起因是一次大规模的逃跑。紧接着发布了一项“逃兵追捕令”，在教堂的布道坛上宣读，允诺给每个检举一名逃兵的人十八古尔登的奖金。赏格导致一场真正的追捕狂热，这又被里格尔上校巧妙地引上有组织的轨道。一旦有可疑者被举报，钟声就号召人们进行追捕，道路被封锁，桥梁被占领，人们捅着干草堆抓逃兵。里格尔由此获得了虐待者、赏格猎人和奴隶贩子的名声。当席勒出生时，教父里格尔正处在他权力的巅峰期，但三年后垮台。席勒以后在《命运的捉弄》——一篇关于符腾堡的暴君世界的回忆里，讲述这件事。而他本人那时已幸运地逃离这个世界。一个“狂飙突进”运动的叛逆者，无法构思出比这更出色的故事了。
里格尔上校的垮台由他在宫廷的嫉妒者引发。最有影响力的是公爵内阁的主管，蒙特马丁伯爵。他借助经篡改的信件，揭露里格尔是所谓的谋叛者。在带着通常的排场，在宫臣和传令兵簇拥下进行卫兵检阅时，上校遭到逮捕。随后未经审判，他被关在霍恩特维尔山上达四年之久。获释后他去了国外，六年后重返家乡。公爵仁慈地接纳他，任命他为霍恩那斯贝格要塞的监狱长。由此，这个往日的囚犯，接过对另一个著名囚犯的监管权，即诗人和出版家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舒巴特。他也是未经审判即被关押，因为他抨击公爵的专制统治。1781年，里格尔给他的教子、崇拜舒巴特的席勒提供了一个机会探访这个囚犯。此后，席勒眼中的上校柔光环绕。当里格尔翌年死于中风时，出于对一个曾受他虐待的士兵之抵抗的恼怒，席勒为葬礼写下一首诗：比你君主的微笑更高尚／（唉！有些人贪婪地渴望什么！）／那个长眠者，比你更崇高。1788年，当席勒在魏玛拜访舒巴特的儿子时，席勒又一次回忆起这个男人的故事。随后他写下那篇题为《命运的捉弄》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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