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所兴起的文化热也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界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80年代初，以伤痕文学为先声，一批文学家和作家以亲身经历的社会生活揭示“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性失落、尊严无存、生活无助、前景渺茫的严酷境况。稍后国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思想和论著的翻译介绍，使得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等20世纪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逐渐为国内思想文化界所熟悉，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外的其他理论参照系，被用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问题。80年代中期以后，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文化反思开始上升到“文明史或文明类型”的高度，以高度抽象的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来比拟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蒙昧与启蒙、迷信与科学之间的区分，来揭示和批判中国传统文明的惰性与落后，向往现代理性、科学和民主精神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启蒙。在这一波文化热和反思热中，思想文化界的一些人开始转向歪曲和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界定为“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了历史的圈套”，“结果使儒家文化”的“圣王模式在现代中国重放'光芒'”，①，继而通过“反对封建主义”来鼓吹和宣传他们的全盘西化思想，主张“西体中用”②，最终以“反封建”、“民主化”和“新启蒙”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为此，党和国家一方面要与“左”的思想教条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带来的右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故而有了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1989年平息政治风波的一系列理论和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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