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第一”还是“学生第二”？课堂上教师究竟应该努力维护“师生平等”还是努力做着“平等中的首席”？苏格拉底的对话是否平等？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是否可能？如果说师生之间更有效的对话是隐含了某种“不平等的原初状态”的对话，那么这种状态是否威胁着教育的自由和平等？伯林说：“堵塞他所有去路，而只留一扇门”，那么，当有人宣称：“我比他们自己更明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该如何看待“他是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1.任何一种主义或许都是以偏救偏。重要的也许不是它说出了什么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提醒了被忽略的，伯林的理论可能也是如此。
查尔斯·泰勒在辩驳伯林两种自由的分割时，引进了“重要性”概念：任何自由都涉及动机，动机关联何者“更重要”。“有多少扇门向我敞开”，是自由的定量判断，是个“机会概念”。“为什么要自由”是定性判断。即使是“不受阻碍的”消极自由，也有一个某事不受阻碍“很重要”的理由。否则，他举例，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大街上的红绿灯很少，伦敦大街上则很多（对大多数人的大量日常自由的量，意味着更多的限制）。那么，能否因此得出，阿尔巴尼亚比英国自由？一般不会。英国的选举权，可能许多英国人几年才使用一次，有人根本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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