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层面上认为公民的受教育质量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成功具有战略意义，这在我们的历史上尚属首次。然而，对美国的教育而言，促使教育改革的力量不是唯一的，因为这些力量还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政治和科技关系的变化。托夫勒把这一力量叫做“第三次浪潮”，随后，又叫做“力量转变的时代”；奈斯比特称其为“大趋势”；德鲁克则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后商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交织在一起。无论被称为什么，我们所进入的时代与之前的时代是非常不同的。这种转变的巨大程度，可以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相比。为了生存，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教育机构也不例外。
其结果是，我们的指导范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发生了转变（。各个国家控制和规制本国经济的力量，已被经济全球化严重削弱。世界上许多极权主义政府纷纷倒台，相当程度上是因为随着电子通信和数据处理、储存及检索方面令人惊讶的技术进步，这些政府已经不能再控制其公民所获得的信息。其中，有几个极权主义政府被更加民主的政府所取代。另外，几个超级大国间那种公开的敌意也有所下降。但是，种族冲突和地区暴力对抗升级扩张，甚至蔓延到了美国的土地。随着国界线对于经济和技术力量而言变得日渐模糊，那些要坚持种族传统、寻求保持个人身份和归属感的个体，正在同社会规范的缺失进行着斗争。
当新世纪开始时，有人乐观，也有人担忧。奈斯比特和阿伯丹就是乐观派。奈斯比特早在新世纪开始前的10年，就已经成功地预测了个体的胜利和集体的灭亡。随着新发现的出现，他们预测会出现世界经济的繁荣和艺术复兴，并且精神事务会越来越受到关注。依照他们所说的，一个新的自由市场社会主义将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形式，而福利国家将私有化；将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职务；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民族主义将出现；生物学将在科学中占主导地位；太平洋沿岸国家则将在经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对于未来，并非每个人都像奈斯比特和阿伯丹那样乐观。例如，加尔布莱斯）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将不断扩大，并预测贫民最终将起来反抗。在加尔布莱斯看来，贫富分化扩大是因为在美国历史上知足的人第一次在总人口中占多数，并且他们完全控制了政府。这些人不支持社会立法，不同意对富人征收高额税以重新分配财富，不同意为穷人提供更多的服务。加尔布莱斯认为，劳埃德·乔治（Lloyd在20世纪初制定的社会立法挽救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资本主义。同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用社会立法挽救了资本主义。在上述两个例子中，都是知足的人反对立法，而他们丧失了政治阵地，但是，现在他们却是牢不可破的多数，并且政府很难实施立法以弥补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加尔布莱斯预测将出现社会暴动，并且我们可能已经看到，在大部分城市的少数民族贫民窟里已经有了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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