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宗教与团结的转向。他将20世纪50年代的宗教、家庭和国家模式称为“新杜尔凯姆主义”，以与他所谓的“传统杜尔凯姆主义”区分开。不要过分执著于标签，“新杜尔凯姆主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作为新世界秩序的捍卫者时产生的一种强化型的团结形式。这与早期的相对松散的团结模式形成对比。自相矛盾的是，强化的可能性来自两种社会文化现实的结合：一是历史上形成的政教分离制度，一是与千禧年主义、不断向前推进的犹太一基督教上帝定有契约的清教文化传统。正如悉尼·米德所说，我们是个“有着教会灵魂的国家”，在危机时刻或被认为遭遇危险的时刻，美国很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宗教使命感。
但是还有一种泰勒所称的“后杜尔凯姆”团结，虽然按照严格的杜尔凯姆术语来说有些费解，但是在他头脑中的确存在另一种努力恢复混乱秩序之后产生的团结方式。“后杜尔凯姆”指的是从不加怀疑信仰上帝转向认为这种信仰只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且通常不容易做出选择。也就是说，他指的是一种以各种各样的道德、精神、宗教、非宗教体验为特征的社会背景，以及那种理所当然、广泛接受的宗教权威的衰落。他很谨慎地指出，这种变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宗教信仰的衰落，也不会导致宗教信仰从生活其他方面中剥离出来，而是强调信仰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建构适当的意义系统（包括非宗教）的方式。在他看来，世俗性与自我体验、理解真善美所采取的视角有关。他设想一种对“圆满”生活体验的追求，并认为现代世界为追求这种圆满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方式。正如沃纳等学者在他们对《世俗时代》的评语中所说，“圆满是一种比信仰更大、更深刻的意义感。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排除传统信仰，但所不同的是，决定什么构成超验意义的权力转向了个人体验和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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