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现实，即人在认识上必然存在的“以偏概全”和“刻舟求剑”的痼疾，对于哲人来说，又有两层含义或者两种要求。
其一，既然人性有差，那么哲人就必须从这个有着各种各样缺陷的人性论出发，并根据这个特点来制定教育民众的方针--哲人的使命止在于教化民众，但又不能彻底动摇普通大众的生活根基，义由于那些赤裸的真理容易伤害到民众的生活感觉，使其正常生活难以为继：哲学研究的极端性与日常生活的中庸特性可谓格格不入，因此，真理必须包裹起来，这种包裹的方式就是“修辞”。阿尔法拉比在这里虽然没有谈到普通人这种认识上的特点以及与修辞的关系，但他在其他地方（比如《高尚城邦》）也谈到了使用修辞以保护普通民众的必要性。①
其二，这对哲人的自我保护来说，也是一个必要的基础。换言之，所谓面对人的认识上的这种惯性，其意无非是说：哲人可以充分利用这种缺陷来保护自己。那些聪慧的人，也就是哲人，熟知人们在认识上的这种自然倾向，于是便故意虚虚实实地利用它来完成至少两个方面的“保护”，一是保护民众不受哲学伤害，二是保护哲人不受民众伤害（此外还为了保护真理不被误用，详下）。至于哲人为什么要这样修辞，我们马上就会谈到。这里暂时只涉及到哲人对这种现实的利川：哲人有时候通过反复向大众展示自己的某种特质，好给人们留下如此这般的印象。而当情况紧急而必需的时候，哲人会突然转变行为方式，这时候民众会根据以前的先入之见，依然按照以前的模式来判断，那么，哲人就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哲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他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这就涉及到修辞更为根本的依据了。
第二，政治哲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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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答林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