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宗震，1941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现上海市浦东新区)，汉族。196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聘任为研究员。2001年退休。
　　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孤独集》、《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在那一代人中竟然没有涌现。
　　问题不在于袁世凯是否有理由集中权力，而在于袁世凯集中权力之后，为什么依然解决不了他承诺解决的社会课题，也就是以强有力的政府，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内政和外交问题？
　　民国初年的议会也很有趣，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议员出来对袁世凯的集权要求抵抗一下，甚口使没有了同盟会一国民党的激烈派分子，仍然有人按照共和制原理和相关法规进行抵抗。但这种抵抗，一旦发生利害关系，又总是不能坚持下去。
　　袁世凯称帝失败，真的是共和制的胜利吗？不是的。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遗产由体制内的权臣袁世凯继承；而护国战争后，形势更加恶化，袁世凯的遗产分别由北洋系统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瓜分，连一个表面统一的局面都丧失了。民国的招牌依然存在，但民国的现状，却是军阀混战的黑暗岁月。
　　这是一段悲情的历史。这是一群失败的豪杰。

　　第一章  中国第一次大选
　　1.梁启超归国
　　梁启超在晚清时主张保皇，拥护光绪皇帝掌握国家权力，主张政治改革采用君主立宪制，实行开明专制，反对激烈的革命主张，反对中国采用共和制度。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重新出山后，梁启超力图与袁世凯合作，实行君主立宪。在他看来，共和政体是万万不能够在中国施行的。梁启超和同盟会在海外的斗争非常尖锐，不仅有激烈的辩论，而且，在海外留学生和华侨界争夺资源和阵地。梁启超和孙中山个人之间也结怨很深。辛亥革命过程中，中国社会变革朝着同盟会主张的方向发展，同盟会的势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建立共和国的原则得到了确认，立宪派的主张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在政界丧失了发言的分量，显得灰头土脸。梁启超和立宪派都是在很被动的状态下接受了共和，不能不低调处理自己失败的政治主张。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民国成立后，都在分化重组，两派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和权力冲突，或明或暗地继续存在。
　　我们在上册已经谈到，梁启超分析了清帝退位后的形势，给袁世凯献计献策，就是要组织一个政治上温和的大党，利用议会阵地，来抑制革命派的势力发展。这个大党要由立宪派和革命派中的温和、稳健的人来共同组成。梁启超一直在朝着组织大党的方向努力。袁世凯很赞赏梁启超的计谋，放下架子和以往的恩怨，一直希望梁启超回国帮忙，梁启超的朋友和弟子们也一直在努力促成梁启超回国。尽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既有分歧，也有合作，全国和平以后，虽有斗争，也能和平相处。但梁启超反对共和的话说得太绝，与革命派的矛盾太深，在同盟会声势很盛的时候，他权衡利弊，不敢贸然回国。他的朋友、弟子们也一直在为他计算回国的利弊和时机。在梁启超周围都是些高智商的谋士，不像孙中山周边，鱼龙混杂，但也许这是千年的巨变，他们的计谋也十不中一。梁启超的高足弟子蔡锷一再向袁世凯和各界呼吁，敦请梁启超回国，委以重任。黎元洪也曾建议袁世凯，不应该拘泥于党派关系，也就是说，不要计较梁启超以前保皇的政治立场，希望重用梁启超。但是，他们的呼吁遭到革命派方面的强烈反对。广东都督胡汉民更通电全国，历数梁启超维护清王朝、反对革命的“罪恶”，认为现在民国的基础还没有巩固，像梁启超这样的保皇派万无可用的理由。梁启超被迫继续滞留海外，观察国内局势的演变和发展。他虽然与国内政界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组织大党的愿望，却迟迟无法实现。1912年7月23日，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吴贯因(柳隅)写信给梁启超，力劝他回国，组织大党：“现在讨论会同志皆谓先生宜速归国，盖先生若虑同盟会反对，则在今日彼辈固反对，即十年二十年后始归国，彼辈亦反对也。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欲待其不反对始归国，则终无归国之期也。则何如即树新旗帜，造成一种新势力，使彼辈不敢轻侮，或竞能相安哉。”
　　孙中山、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后，南北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对立情绪也有所缓解。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北方孙洪伊领导的共和统一党，以及其他几个小团体，在国民党成立后，即筹组民主党，等待梁启超归国领导，至10月27日正式成立。
　　汤化龙，生于1874年儿月27日(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字济武。父亲弃儒经商，家道富裕。汤化龙1902年考中举人，1904年考中最后一科进士。1906年赴日本留学，人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1908年回国，第二年担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他积极参加了立宪运动，参加了要求召开国会的历次请愿运动，反对“皇族内阁”，组织宪友会，成为立宪派的重要骨干。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转向了革命，担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因权力分配，引起革命賑的不满，后随黄兴前往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法制局副总裁，辞而未就，即在上海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
　　孙洪伊，生于1872年工1月7日(清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天車人，字伯兰。孙家为长芦盐商，富甲一方。孙洪伊1893年考取秀才。人国联军入侵，孙洪伊家破人亡，立志从事变革。他在天津变卖家产，兴办新式学堂。1906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自治局，孙即联合谷钟秀、温士霖等组织天津自治研究会。1909年任直隶谘议局议员，参与国会清愿运动，被公推为领衔代表。他是立宪运动中的激进派。清廷宣布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后，请愿运动结束。孙洪伊又积极从事组织政党的活动，筹划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并在此基础上于1911年6月4日在北京成立宪友会，任常务干事。民国成立后，他到上海参加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组织，回北京后又组织了共和统一党。孙也一直在谋划组织大党，策划请梁启超回国，并在袁世凯和梁启超之间进行联络。但后来进步党成立时，孙与梁、汤之间发生分歧，开始趋向消极，并转向国民党方面。当时人物的政治思想并不成熟，每因人事、政局的变化而变化，跨党和党派分合非常频繁。
　　梁启超看到国内政治局势缓和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日本回国，不知道踏上共和后的国土，他这个保皇派会遭到什么样的际遇，也许人身安全也会有什么问题。在他眼里，革命派都是一帮“暴民”。10月8日，梁启超乘坐的轮船到达天津，孙洪伊率民主党人热烈欢迎并负责招待。出乎意料，梁启超在天津竟然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上至政界要人，下至黎民百姓，最初3天，每天访客达200多人。据说张謇、黄兴也在天津专门等了他3天，要和他见面。他们实在是有事，等不得了，才离开天津，未能拜会。国民党中也天天有人到天津来，很客气地邀请他人党，担任理事职务，但都被他不客气地拒绝了。
　　梁启超回国后，居住在天津，一时没有进京活动，但一直在策划共和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一个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大体已有眉目，准备以黎元洪为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退居干事。当然，这个党的灵魂不是黎元洪，而是梁启超。但为什么一定要拉上黎元洪呢？这里就有很多政治的权谋。早在1912年初，梁启超在活动组织政党时，政闻社员徐佛苏就建议梁启超利用黎元洪，其中关键的一条理由，就是黎元洪手中有军队。他认为，将来的中国(当时清帝尚未宣布退位)是平民政治，大家都是平民，各党相持不下，谁来评判胜负？所以，“不得不挟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军队政治也”。5月间，康有为的弟子麦孺博给康的信中，也提到利用黎元洪的问题，他主张只能利用黎来张大自己的势力，不可以让他有实际的势力，否则，“势虽张而党非我有”。这样的密室权谋，是不可能走向民主政治的。而且，政党要有军队做靠山，这不就意味着内战吗？但他们的智商还计算不了如此深远的后果。梁启超一心以为，这个合并后的大党，在选举中一定胜利可期，他自己就要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大显身手了。
　　10月20日，梁启超觉得各方面联络得差不多了，就从天津前往北京。他到北京更是无比的风光，总统代表、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政党要员、各报记者和梁启超的私交等，数百人在正阳门(前门)车站迎接，随即前往灯市口德昌饭店，参加到京后的第一次欢迎会。袁世凯原先已为梁启超准备了前清军警公所的官舍，作为下榻的地方。但听到梁启超随口说的一句话：“曾文正(曾国藩)、李文忠(李鸿章)人京皆住贤良寺”，立马为梁启超准备在贤良寺人住，极尽笼络人的能事。用传统的话说，叫礼贤下士。不过，时代不同了，梁启超还要摆摆架子。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认为，梁启超只适合以个人资格接受社会欢迎，不适宜接受政府的特别招待，以免授人口实。所以，另外找了个地方住。梁启超到京后，即与袁世凯密谈了一次，袁世凯又盛宴款待了他一次，28日，总统府又开欢迎会，国务员全体作陪。梁启超和袁世凯谈得很融洽，袁世凯答应，每个月给他3000元生活费。梁启超想不要吧，又怕反而引起袁世凯的猜疑，何况，自己的开销实在太大，没有这点钱也支撑不下来，也就接受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袁世凯答应，梁启超组成大党之后，就帮助他20万元。梁启超还不满足，认为不够，至少要50万兀，只好到时候再同袁世凯交涉要钱了。住住官舍，算不得大事，却很是要面子，摆谱不住。偷偷地要人施舍，这简直是被人收买了。真所谓英雄气短，拿了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办事，还能有独立性吗？怪不得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东方没有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专业知识分子)，他在经济上首先无法独立，只能依附于人。梁启超、徐佛苏他们，既要靠袁世凯支持，又要靠地方军人支持，这个党是什么样的党呢？可惜，他们没有资产阶级可以依附，中国现代工商业还很幼稚，所以，也组织不了由资产阶级予以财政支持的政党。
　　梁启超在北京受到各界空前热情的欢迎。尽管仍有一些国民党人反对他，但也有一些国民党人宴请他。他到处演说赴宴，除袁世凯外，政界要人都来主动拜谒，忙得团团转，在众人吹捧之下，也搞得轻飘飘的。梁启超用日本人的评论话语，说自己“人气集于一身”。他在11月1日给女儿的信中，形容北京的欢迎气氛是“举国若狂”，自己在北京的12天，“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北斗星)。他以为各界对他的欢迎，超过对孙中山、黄兴的欢迎十倍。各界对他的欢迎是诚心诚意的，而对孙中山、黄兴的演说，常常有人嘲笑。他在北京被人推为“雄辩家”，但他自己认为不长于演说，只是中国人水平太低了。梁启超的这种自大心态，也太俗气，不知道天高地厚，也暴露了他个性的弱点。台北学者张朋园先生，说梁启超面对革命派的成果——共和国，不免相形自惭，内疚，由自惭、内疚而有所不安，由不安而自卑，由自卑而转向反抗。因而，梁启超一定要追求自我存在的理由，寻找压倒革命领袖的气势。
　　不过，梁启超毕竟是天赋极高的人，他的辩才也确实很好。他说，从前的立宪党，因为自己的主张失败，一个个灰心丧气的，经过他在报界的一次演说，又一个个勇气百倍了。他说的一番道理，确实很能提振旧立宪派的士气。那是10月22日的一场在报界欢迎会上的演说，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他说：去年9月以前，君主还存在着，但政治败坏到了极点。忧虑国家前途的人们，对于政治改革问题分成了两派，一派希望政治越来越腐败，让君主遭到人民的痛恨，加速自己的灭亡，这是民间所说的“苦肉计”的办法，所以，对于清政府的失败政策，不屑于进行补救，只是从事秘密的革命运动。另一派，则不忍心看到人民的痛苦，希望处处设法补救。主张实行立宪，用它套在清政府的头上，要它设立各种各样的法定的民选机关，好用民权作为武器，和清政府战斗。这两派用的手段虽然不同，但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从去年起义到现在，没有一件事不是两派同心协力办成的，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的说法振振有词，也不无道理．只是后来事实证明，两派都归于失败，还没有找到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他们只是自以为是，认为只有自己执政才可以救中国。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到社会上去寻找支持自己执政的社会力量，说穿了，仍然只不过是传统士大夫的孤芳自赏，要依靠英主明君。要不然，他们也不必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开明之上了，更不必拿袁世凯的钱了。现代学者很欣赏梁启超的很多政治主张，但是，我们看到，理论主张和实际行为之间有很大的落差。我们从他前面的许多行为方式中，就可以看到他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而说不上是一个现代的政治家。为了避免误会，我在这里仍然要重复一遍，我们并非仅仅批评梁启超一个人，而是强调那个时代特征。我们按照现代的价值观，在那个时代，实在找不出一个理想人物，我们只好回到历史的客观场景中去。
　　梁启超在北京活动了12天，度过了令人兴奋的荣誉时刻，回到天津以后，他的亢奋的心情又沉沦了。原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骨干，虽然都是前清立宪派人士，政治立场本来比较接近，但共和党内的民社派，原是发动武昌起义的骨干，而民主党的中坚人物汤化龙，原是湖北谘议局议长，他们之间，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就发生了许多矛盾，一直解不开，很难合作。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使梁启超组织大党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为此，梁启超对那几个民主党人恨得牙痒痒的，只好在天津办了个《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民主党人因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博大，志同道合，把他请回来当领袖，也不料想，一到具体问题上，自己和梁启超也不容易合得来，反而遭到梁启超的嫉恨。梁启超的组织能力和行政能力，也实在无法让人恭维。随着时间的推延，我们慢慢就看到他十足的书生气了。这时，国会选举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立宪派也是以国会为其政治生命的着力点的，梁启超对于这场空前绝后的选举，作为政治领袖，竟然无从着力。
　　2.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孙中山自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即在社会上活动，虽然仍然关注着国家大事，但不愿意再卷入政治角力。《临时约法》规定了临时政府的期限，但孙中山也没有去关心参议院关于未来选举事务的法规制定。他是一个乐天派，与袁世凯在北京的会谈，缓和了南北紧张的气氛。他接受了袁世凯授予的组织铁路总公司的任命，自9月17日离京后，多数时间在各地考察，规划他的铁路计划。先后到了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济南、青岛，于10月3日回到上海。不久，又沿长江西上，视察各地，到达安庆、南昌，10月31日回到上海后，于11月14日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并曾一度应浙江都督朱瑞的邀请，访问杭州等地。他除筹划铁路有关事宜外，发表过社会主义的长篇演讲，继续向袁世凯建议迁都、联日，抵抗俄国侵略蒙古地区的政策，但只是顾问性质。他在社会上解释政党应有的素质和道德，以及政党政治的原理。他在同各政党接洽时，常常提倡政党要注重道德，注重纲领，避免意气之争。那不过是一些政治原理的普及工作，并不如章士钊那样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他虽然在访问南昌的时候，在李烈钧的陪同下，曾经检阅过军队，但也不表明他要准备战斗。整整4个月间，孙中山作为建立共和国的元勋，却没有为正式国会和正式政府的建设做过什么事。而在政界一般人眼里，那是巩固中华民国的头等大事。孙中山能够长期作为革命的领袖，自有他特殊的气质和度量。他的独特的活动方式，也对党内的稳健派和激烈派起着平衡的作用。
　　孙中山认为，在现在的局面下，无论什么人执政，都不可能有大的成就，只从事政治竞争，国家只会越来越混乱，必须使政局稳定，首先从事经济建设。他并没有期望袁世凯在政治上有多“民主”，但希望能维持一个小康局面就可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孙中山讲得很有道理，虽然严酷的历史生活，并没有如人愿。如果按照历史学界常用的假设法来推演历史，我宁可演绎孙中山的逻辑：如果宋教仁能够听从孙中山的话，让袁世凯在政治上独裁去吧，只要袁不当皇帝，国家政局稳定，政治上总比清王朝要好一点，好好地和孙中山搞经济建设，革命也就不会发生，又正好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不遇的历史机会，中国和平发展就快捷多了。各位想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政局很混乱，经济尚且发展了，如果政局平稳，岂不发展更快？宋教仁和袁世凯竞争政权，要什么责任内阁，得到了什么好处？当时，中国的4亿人口，多数人连民权的ABC都不知道，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索性写了一本《民权初步》，像教小学生那样，从民权的ABC教起。可惜，历史发展的因素，比当时人能看到的更复杂，比我们现在设想的更要复杂得多，4亿人的思想，又有谁能去统一了？我们只好平心静气地考察历史的自然演变。

第一章 中国第一次大选
1.梁启超归国
2.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3.选举难免纷争，完成尚算顺利
4.宪法原则口水战：责任内阁还是总统集权
5.总统提名暗斗

第二章 南北冲突：对抗与血腥
1.江西军械案：李烈钧强硬对抗袁世凯
2.宋教仁血案
3.国会在危机中召开

第三章 大借款案：列强阴谋与国内斗争
1.六国银行团：利益与冲突
2.饮鸩止渴：借款备战

第四章 “宋案”之后：武力和法律的两难选择
1.“宋案”发生后的策略选择
2.“宋案”法律解决的挫折
附录：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
3.大借款案在国会内的冲突

第五章 动荡的时局
1.孙中山的军事动员
2.袁世凯的军事动员
3.要稳定还是要共和
4.时局似乎有了转机

第六章 二次革命
1.袁世凯先发制人
2.为荣誉而战
3.慷慨悲歌：南京保卫战

第七章 国会的命运
1.国会生态
2.第一流人才内阁
3.总统选举
4.解散国会

第八章 自由和权威的困惑
1.袁世凯的困境
2.孙中山的困境
3.梁启超的困境
4.帝制争议

尾章 明星的归宿
1.护国运动：洪宪王朝的溃灭
2.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归宿

结束语
民国二年大事记
民国二年后续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