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深喉”
一直想面见一位朋友，但是我至今不知道他（姑且以男性“他”称之吧）的名字，甚至性别。
他是我在调查深圳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天价收费骗取工伤保险中的举报人，隐姓埋名在医疗系统里的“深喉”，也是我迄今为止的新闻调查生涯里最神秘的线人。
我无法描摹他的形象，但我想他最明显的性格特征是不轻言放弃。9月与10月，在我出差期间，他以每星期一封的频率给我寄举报信。他在信里称还以同样的频率给深圳的一些监管机构和国家监察部寄信。
举报信全部是打印文字，信封有六个鲜红的惊叹号，没有署名。举报信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原主任朱志祥，从两个烧伤病人身上，多收了161万元医疗费，这些费用全部来自社保基金……朱志祥被‘双规’后又安然出来，能量之大让人不解。”举报信称：“而在近4年来，他巧立名目，吞噬的工伤社保金远多于此……”对一个调查记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题材，尤其是在国家总理都强调要守护好社保基金的背景下。
信封上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一个无论什么时候打过去都接不通的手机号，旁边注明：只能发短信。我不清楚这个手机号码是否失效了，就试着给他发信息。连续几天，都没有等到回复。我推想他可能因为我没有及时回复而扔掉了这个号码。
如果没有内部举报人，如此大的黑幕，记者以一己之力根本没法揭开。但现在，这个调查大题很可能与我失之交臂。我清楚这些内部举报人的心理，他们在举报无望后，常常会销毁一切痕迹，包括销掉电话号码，以求自保。
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的短信却忽然在几天后的深夜降临：“能联系上你真好，如果你有足够的坚持与勇气，就可以发现巨大的黑洞。”我一下子就笑了，发给他短信：“我以为你已经销掉手机号了，看得出你是个不轻言放弃的人。”他回复：“只是尽一名医务人员的本分而已，其实私下里，很多医务人员都是见不得那些不讲医德的行为的。”
我不敢肯定他的举报动机是纯粹地为维护公共利益，还是与涉案医生朱志祥的个人恩怨。所以先面见他，有利于我判断他的动机，也有利于进一步判断他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到了深圳后，不断地通过短信希望和他见面。他回复：“你知道安徽医大的张曙吗？他公开举报，结果全国的医生护士都骂他有病，全院无人理他。我害怕这些，我害怕丢掉工作，我不敢和你通话，不能让你听出声音，甚至发信息都怕朋友知道，我和朱志祥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只是无法忍受这令人窒息的黑暗!”
这一瞬间让我想起了一些“精神异教徒”。总有一些人，他们的良知特别敏感，即使是利益共同体的受益者，也会时时反思这个利益体内那些挑战道德与法律底线的行为。我曾经接触过向央视举报美容材料“奥美定”的“深喉”，一位心怀任侠的卫生系统官员。我也曾经碰到过某省巨大腐败窝案的举报人，一位游走在政商两界的良知之士，数年不息地和腐败战斗。我也碰到过由地下转向地上的举报者，一个叫黄元勋的煤矿主，连年举报，富裕的家庭变成一贫如洗，唯有举报材料如山。在多次受到生命威胁后，他向省委书记写遗书。贪官被扳倒之日，他和当地民众一起放鞭炮相贺，在电话里向我欢声大喊……
想到此，我意识到不必急着和这位神秘举报人见面。举报人差不多每天给我发短信，询问调查的进程，提供我需要的大量涉案人和监管机构的电话。
他建议我找到几位知情医护人员。我一一给他们写信道：“你看到这封信时，请不要惊慌。你不要以为，这个社会是冷漠的。不，这个社会其实不乏好人，像你一样的好人，只不过多数时候，他们都藏在暗处，他们沉默着，他们缺乏勇气。在这个不乏好人的社会里，最可悲的是好人的孤立无援与孤军奋战，所匮乏的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相互支援。只要好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哪怕是能够暗中团结起来，黑暗就不会可怕，真相就没法被遮蔽!”
一些医护人员被打动了，他们提供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情况。例如，医院曾编制一个会自动乱收费的电脑程序，一些医生为拿回扣而滥用药物医死了人，如此等等。但他们多以口头陈述为主，缺乏书面证据，这对一个调查报道来说有致命的危险。
必须找到书面证据。在一个僻静的餐馆里约见了一位内部医护人员。这位医护人员告诉我，他曾经复印了深圳二院烧伤科上百本涉嫌乱收费的病历。后来，时任烧伤科主任的朱志祥被“双规”后安然释放，令他绝望，一怒之下他把病历全烧掉了。
在此后的十余天里，我陷入了寻找物证的僵局中，甚至懒得给那位举报人复短信。有一天，他发来了这样的短信： “说实话，没有您的消息我很是不安：一为无法彻底帮助您，二怕您灰心走了……您不能放弃啊，没有您真相如何大白!”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