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思想的历史变迁
《礼记》中《大学》一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命运极其特殊。它在漫长的汉魏六朝期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声息；在唐代，韩愈、李翱对它也只是稍加引述或略略论及。然而等到宋代二程将它表彰出来，朱子将它区分经传、详加注释、编入《四书》后，它竟成为此后儒生几乎人人必读以及儒学史上关联至广、争议最多的一部书。差不多可以说它是儒学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部书了。
这样一部儒学史上吸聚无数论辩能量的传奇之书，其思想在历史上的转折变迁自然是极其值得考察的。当代跟这主题直接间接相关的论著不少，精彩之作早已有之①。不过，从本文的立场来看，它们大多只以宋明以来的部分为主要的讨论范围，也多半只以朱子、阳明两种诠释观点为讨论的重点或基准，从而只呈现了《大学》思想史的一部分面貌和一部分内容。当然，从一般的观点来看，这一点根本不能算是缺失。一般认为，既然《大学》原本的表述极其简略、含混甚至还错简失序，而且争议这么久了仍然没有定论，那么干脆承认《大学》的本义是无法判断无法确定的，就将这个源头存而不论算了；而朱子、阳明两种诠释虽然相持不下。却起码是各自拥有广大支持者的两个具有正当性的儒家“正学”那么就以这两种诠释为《大学》思想史的重点或基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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