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对儿童的不同信念,例如儿童是强壮的还是脆弱的?是自信的还是顺从的?本性是好的还是恶的?是轮回者还是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旅行者或灵魂?……这些信念都会影响成人对儿童的养护方式,儿童也会很快就体会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
米德在她的《文化与承诺》中还提出了“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culture)”“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不同的文化传承类型。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原始社会和那些小的宗教与意识形态都属于最初的前喻文化,其权威来自过去。兹后,伟大的文明为了进行大规模的变化,需要发展工艺,特别需要利用友伴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师兄弟之间的并喻型学习。而我们今天则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年轻一代在对神奇的未来的后喻型理解中获得了新的权威。”米德指出,人类正处在一种新文化中,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的文化类型。年长者一定比少年人懂得多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这种文化中,代表未来的是孩子,而不是父母和祖父母。她的研究让人联想到鲁迅的观点。五四时期鲁迅曾经严厉地批判了中国长者本位的传统观念,认为这是“逆天行事”,“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
20世纪30年代,受到弗洛伊德对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视,儿童人类学家中出现了一批新弗洛伊德学者。如埃里克森与卡尔迪纳(Kardiner)。埃里克森对儿童发展的阶段与周期进行了研究,认为儿童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冲突,并对个体的长期发展造成影响。他在对北美印第安儿童的研究中,说明了童年时期的冲突是如何对成人产生影响的。卡尔迪纳不仅追踪儿童期与成人期的关系,还构建了一种适应不同社会与文化的个体发展模式。卡尔迪纳的同事杜波依斯(CoraDuBois)则在卡尔迪纳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了数据分析的技术,对荷兰东印度群岛的阿洛岛的儿童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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