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与曹髦经筵讲读之后，荀顗、袁亮等讨论说：“三代建国，列土而治，当其衰弊，无土崩之势，可怀以德，难屈以力。逮至战国，强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争。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荀顗等认为，古代采取封建制度，朝廷的衰弱不会导致天下的瓦解，治理天下只能以仁德而不能以智力，而后世强弱相互兼并，只能靠智力。夏少康和汉高祖面临的世时不同，不能以他们是凭仁德还是任智力建立功业来定其优劣。但他们以少康的功德高于列入《诗经》大雅的殷中宗、高宗，而同意“少康为优”。荀顗、袁亮等说到后世，强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一方面是对曹髦的反驳，另一方面其实也有劝诫之意：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任智力才是明智的。
而崔赞、钟毓、虞松等议日：“论德则少康优，课功则高祖多，语资则少康易，校时则高祖难。”他们对二者的观点进行了折衷。最后曹髦说：“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济勋如彼之难，秦、项之际，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汉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曹髦坚持认为，立德高于立功，仁德高于才智，因此汉高祖比不上夏少康。于是，“群臣咸悦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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