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陈鸣远名噪砂史，后人仿者甚众。但伪冒赝晶仅拾得陈氏之唾余，难获鸣远之神韵，辄是依样葫芦，刻鹤类鹜。
文化人参与砂艺创作并卓有声华者，当数清人陈曼生。这位嘉庆六年的拔贡，书画金石诗文均名重一时。曼生在溧阳做县宰时，常与宜兴的紫砂艺人杨彭年一起合作，彭年制壶，曼生刻写。从两人留下的三五真器上看，其书法、诗文、印章、款式，书卷气息淳厚，时见天趣。当时，比杨彭年制砂技艺高超者不乏其人，但曼生与彭年在砂艺史上得以昭著，实属“壶随字贵，字依壶传”。
明清以来的紫砂工艺，大抵可分为三种档次。一是普及品，购者多注重实用，价格能为温饱之家所接受；二是半观赏半实用的砂器，购者多为殷实富户；三乃砂器之珍，常被侯门鼎贵，名公巨卿，财阀寡头以重金购藏。
当“赵公元帅”派遣的魔鬼与艺术的天使相纠相缠时，艺术必然会受到亵渎和侵害。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陶艺家只有耐得住寂寞与清贫，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创作自由。清人邵大亨是名垂砂艺史的大家，因邵氏宗谱毁于十年“文革”，其生卒不详，大约生于乾隆晚期，卒子道光末年。大亨生性落拓不羁，疏放旷达。此公或竟日漫游山林，枕石梦蝶；或数时闲坐危崖，目送飞鸿。意有所得时，大亨才逸兴遄发，偶成一器，其作品诡谲乖张，一改盛清时砂器宫廷化的繁缛靡华之气，重新强化了砂器的质朴与大度。大亨秉性强项不屈，向不以珍器事权贵。时有一邑令，久慕大亨才名，特选购精泥细砂，派仆役将大亨恭请于府，并许以重金，让其制作壶珍。大亨留府十余日，假托紫泥欠精，捏一劣品以敷衍。邑令大怒，令衙役挥杖责打，大亨竟声色不动……大亨的传器，师造化师自然，神完气足，精美绝伦，赏之，如醍醐灌顶，收藏家获之爱之，珍如拱璧。
明清以来，宜兴砂艺史上，留下了时大彬、陈鸣远、陈曼生、邵大亨等一串灿若星斗的名字。解放后，紫砂工艺曾一度大放其辉，度越前贤。在宜兴当代十数位砂艺名家中，执牛耳者为顾景舟老先生。顾老集诗、书、画、篆、艺、烧于一身，其作品天造地设，无斧凿之痕。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老先生与顾老论交近半个世纪，曾赋诗赠顾老云：“弹指论交四十年，紫泥一握玉生烟。几回夜雨烹春茗，话到沧桑欲曙天。”从不轻许于人的冯老先生这样推重顾老，可见顾老的砂艺已入臻入莲界。
然而，当时属计划经济，市场观念处于全民性休眠状态。艺术市场上，可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50年代，齐白石的四尺花鸟60元一幅，便令国人咋舌；吴作人的一幅金鱼标价20元，购者也寡；至于颇有名气的某书法家之墨宝，标价仅为区区二角。其时，对于“口干解渴，惟茶是尚。的中国百姓来说，难有余钱去购买名茶名壶，舌干唇燥时，只能端起粗糙耐用的黑碗，“牛饮茶汤”。在此景况下，宜兴砂艺名家的手器，其价格也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后，百姓的生活先有温饱又奔小康，人们过去那胃中只有淀粉、肠内缺少脂肪的躯体，开始有了油水的润泽。钱袋先鼓起来的一部分人，自然会对饮茶讲究起来。他们不仅对茶叶进行精择，对茶具也开始挑剔。随着国门洞开，海外的巨商大贾接踵涌入，书画、古玩、工艺品遂也成了他们收藏的目标。这就使得域内海外的众多目光，同时投向了陶都宜兴。
紫砂工艺，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古人云：“从来佳茗似佳人。”作为与佳茗厮守相伴的紫砂珍器，自然更是人们心仪的“美媛丽姝”。
地处长江下游“金三角”的宜兴，商品意识的萌发早于北方，聪明的宜兴人，自然懂得紫砂是宜兴通行四海的“木名片”。于是，便借紫砂文化搭台，唱经济发展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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