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于患有精神疾病，有精神障碍，致使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明显削弱。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既有犯罪成分，也有病理性精神障碍因素。他们在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时，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并未完全丧失，只有部分缺损；其动机的相当成分则是为了满足个人意愿。因此，这部分人既不是无责任能力人，也不是完全责任能力人，而是限制（部分）责任能力人。被告人李典所患精神分裂症，属于常见的精神错乱的一类精神病。这类精神病具有严重的人格改变，整体精神状态包括感知、思维、情感、意志多方面精神功能产生紊乱，其认知能力和情感、适应社会功能都产生了明显改变。认知能力欠缺，对行为后果难以预期；欠缺行为控制能力，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很好适应社会生活，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精神障碍和行为混乱。这种精神分裂症在发病期间，有严重的精神异常，有整体状态的明显改变，存在人格及思维混乱、情感的冷漠、意志和行为的脱离常轨。但并不是精神生活每个方面都出现障碍，作为一个人的自我保护需要，常常是表现较好的，如对自己的饮食，对亲属和朋友的一般关系的认识等，对某些方面的利害关系也会有所顾及。被告人李典行凶是由于“手中无钱花”的想法所激发的报复心理，并作了一定的犯罪准备，说明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一定的辨认能力。但是终究由于认知、情感和意志障碍，对他所选择的行凶行为缺乏适当的估计和预见行为的后果，以及缺乏适当的衡量这一行为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且不能把握到适当的程度，故其在愤怒和仇恨的情绪之下，很轻易地选择行凶这一行为。这在精神状态正常的人中，通常是难以见到和难于理解的。如果不联系这种精神分裂症本身的病理学特点，不联系本案的具体情况，就难以很好地解释。因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对李典犯罪的责任承担，应认定为限制责任能力。
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于其主观上有一定的罪过，因此应承担刑事责任。但由于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因疾病而削弱，其主观恶性有所减轻，因此其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减轻。1979年刑法对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没有规定，而本案一审阶段正是1979年刑法实施期间，如何处理本案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但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一般均酌予从轻处罚。经过修订的现行刑法增加了限制责任能力人犯罪的处罚条款，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从轻处罚，什么样的情况下减轻处罚呢？这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被告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民愤很大，可以依法从轻处罚；如果被告人所犯罪行不是特别严重，情节不是特别恶劣，也可以依法减轻处罚。本案被告人李典，因为泄愤报复而窜人被害人续某住宅将其杀死，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应在法律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严重的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故河北省高级法院二审改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正确的。
（三）对被告人李典的犯罪行为应适用1997年刑法
本案一审是在1996年，是1979年刑法实施期间。由于1979年刑法没有对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作出规定，因此处理起这类案子很困难。二审期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了。从分则看，1997年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与1979年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是一样的。但从总则看，1997年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了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应认为1997年刑法规定的对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处刑比1979年刑法轻，更有利于被告人。故对被告人李典所犯故意杀人罪，应适用1997年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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