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现代性的这种种方面，乃是当代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时的中心和焦虑所在。然而，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危机不断加深，预示着一种远为丰富、更为复杂的“现代条件”，它所带来的后果也要超过以往。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包括中国，如果忽视更为广泛的文化装备，那将是愚蠢的。这些文化装备与现代冲动的起作用的成分相联系，而且还在其中占有固定位置。因为这些互相联系的方方面面，有的就含有瓦解的潜能：认为中国虽已染病，但西方开的这副药却更有毒性。
中国过去就老是这样来审视问题，搞现代化三心二意，并在这个过程把所有的西方影响形式都拒之门外。但是，由于一系列与当今世界形势相关联的原因，看来现在中国除了实行现代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无论可能带来什么风险，情况都可能只是如此。然而，这种现代化事业的成功依赖于一种认识，就是中国人与盎格鲁一欧洲人都认识到，“现代性”本身的概念已经受到质询。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文化批评家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当今资本主义、民主和技术制度的种种形式似乎有希望给中国带来机会，使其再次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但是这些东西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
过去中国人与西方世界的接触是被强迫的，是通过宗教与商业的手段实现的。这种情形在一段时间内得以维持。但是一般说来，当这种情况变得严重威胁到中国人生活方式时，中国人就会有采取一致行动的要求，这时西方就被迫退让，而这又往往是在中国人付出很大代价后实现的。目前，一个觉醒的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力量能更好地应付西方化的几个起作用的因素。因此，西方要重演过去的历史可能性就减小了。中国绝不可能被驯服成完全听从西方，任其宰割，必须有一种双方的相互适应。
中国这块土地有着许多的围墙，这些围墙合起来使中国好似一座“世界的中国城”。在16世纪和17世纪晚期西方教会初次与中国人接触时，那些基督神父越过天然围墙：山脉、沙漠、大洋。到达中国后发现自己处在另一座更为顽固的文化围墙之中，致使传教使命受阻，而这个文化的设定与价值观将是这些神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永远难以攻破的。由泥石砌成的、蜿蜒于中国各个地区的城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此我们都很熟知。然而就是这些城墙成了中国地理上、文化上与世界隔绝的永久性象征，成了其一直坚持的自给自足目标的永恒象征。尽管西方国际主义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其中包括慈善与其他的内容，但是中国今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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