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游历世界各地，结识罗曼·罗兰和罗丹等人，并深受其影响。1934年遭纳粹驱逐，先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在孤寂与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茨威格作品以小说和人物见长。代表作《人生转折点》、《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而是小时》、《危险的怜悯》等；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异端的权利》、《麦哲伦航海纪》、《断头王后》、《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等。茨威格作品在世界范围都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国内多家出版社在近年内出版过几乎所有他的传记著作和小说文集。

　　欧洲大陆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时的一个小故事。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此时已经是日内瓦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暴君。而温和的充满人道主义气质的学者卡斯特利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对加尔文的倒行逆施展开了英勇的对抗。如果不读茨威格的这本书，加尔文在人们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谁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在这个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不断地提醒人们，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异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个国家初当成罪犯烧死的人，在领国却被尊为烈士……谁有权控制一个同胞的思想，或者以世俗的法律，来判定后者最隐秘、最私人的信念为罪过呢？国家不能，任何已有的权威也不能！
　　一个真理可以把上帝的名字叫上一千遍……却无权去毁灭另一个受之于上帝的生命，因为这生命比任何的教义都更神圣！
　　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醒这个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世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堆积如山的尸体才能达到昙花一现的王国的统治者，而是那些毫无抵抗力量、被高高在上的势力压迫着的人们！

　　第七章 良心对抗暴力：
　　大凡企图残酷压制他人见解的人，对反对的意见总是过分敏感。因此，当世界竟敢普遍讨论对塞尔维特的处决，且不将它视为最取悦全能上帝的虔诚之举而热情首肯，加尔文便觉得这样的反应未免太不正当。此人甚是古板，单因为一个同志和他意见不同，便将他烤死；而他竟希望休要同情那个牺牲者，而该对他表示同情。“若你知道我领受的谩骂攻击的哪怕十分之一，”他给一个朋友写信道，“必会对我可悲的处境寄以同情。恶狗们从四面八方向我狂吠；种种难以想象的咒骂劈面而来。那般与我同一阵营的人满心嫉恨，他们对我的攻击，比之天主教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加尔文发现，他尽可从《圣经》当中寻章摘句，吵嚷着替自己辩解；可塞尔维特遇害以后，他总无法不受挑战，蒙混过关，这叫他大为恼怒。他良心不安，这叫他神经也紧张兮兮；于是，了解到卡斯特利奥与巴塞尔的其他人正准备着向他攻讦，他自会立时加倍地恐慌。
　　
　　不论是谁，只要其性情独裁专断，其头一个想法准是压制住跟他不同的观点。刚听到巴塞尔的消息，还未及读到《论异端（De haereticis）》一书，加尔文便坐到桌旁，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的发行。除此之外，必须停止继续的争论。日内瓦已经讲过，“Genava locuta est”；不论是谁，若还要执迷于塞尔维特事件，依据基本的原则，便会给判为错误，荒谬，欺骗，异端，渎神——因这便意味着反对加尔文。他的笔急急工作不辍；在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便写信给布林格，说巴塞尔出了本书，扉页上用了假名；在书里卡斯特利奥和库里奥努力论证，异端不该以强力予以清除。这样的观点绝不应听任传播，因其“恶意要求宽厚待人，暗示着异端和渎神不应视为当受惩罚的罪戾”。快些，快些，将宗教宽容的倡议压制掉！“纵然已经迟误，我们教会的牧师依然可使这一谬见不至流传，此毕竟或可取悦上帝。”吁请了一次，他还嫌不够；于是次日，他的心腹泰奥多里·德·贝采，又写了封更加急切的信：“你们会发现扉页上已经标明，该书出版地点为马德堡；然而依我之见，这个马德堡必在莱茵河畔，许多此类的丑事皆源于此。我只能问自己，若人们‘宽容’这异端在序言当中满嘴胡唚，基督教又何能完好无损？”
　　
　　然而这样的抗议，倒还做得公平。在着手谴责之前，先要对谬误进行批驳。待到第一本样书送到日内瓦，愤怒便火山一样爆发了起来。什么？真有人企图将人道凌驾于教规之上？那些人观点如此邪恶，竟还能以兄弟之心温文以待，而不送到火刑柱上付之一炬？难道能听任每个基督徒随心所欲解释《圣经》，而不将这特权委诸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对教会（自然加尔文这是指他自己的教会）而言这不啻致命的危险。于是一声令下，日内瓦便大嚷起来：“异端！出了个新异端！”人们一片声乱嚷；这是个顶顶危险的异端，“贝里乌斯派”。自此以后很久，这成了信仰事务方面倡导宽容的代名词，它本是源自马蒂努斯·贝里乌斯这书著名的署名——其实便是卡斯特利奥的化名。“趁着地狱之火尚未燎原，我们务必将其扑灭，”提及这首度公开发表的宽容要求，德·贝采暴跳如雷，“自从基督的王国建立那天，这世上还没听说过如此丑事。”
　　
　　日内瓦召开了战时会议。是否该回答这项攻击？茨温利的后继者名叫布林格，日内瓦人就曾急急恳求过他，要他立即把那书禁掉；如今他从苏黎世发来一封信，老谋深算地讲，若不对此书大张挞伐，用不多久它便会给人忘到脑后，因此顶好的办法，是对它置之不理。然而法里尔跟加尔文总是急不可耐，坚持进行公开的反驳。既然加尔文近来的行动颇不顺利，他宁愿谨慎行事，躲到幕后，而安排自己的年轻门徒泰奥多里·德·贝采干那神学马刺的角色。这位德·贝采因曾对“恶魔般的”宽容学说大肆攻击，而颇得那独裁者的好感。
　　
　　总起来说，这位泰奥多里·德·贝采还算公正虔敬，他多年来对加尔文忠诚不贰，终可以适时地接了主子的班。他极端仇视任何的精神自由气息，甚至比加尔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奴性的精神，总归会超过创造性的精神么。他讲过许多骇人听闻的话，从而在思想史上颇带了些邪恶的光彩。用他的话讲，“libertas conscientiae diabolicum dogma”——这是说，良心自由纯属恶魔般的原则。自由必须消灭干净。谁染上了可恶的独立思想，顶好用烈火利剑斩尽杀绝；“纵然残酷，暴政可是更妙，”德·贝采宣称，“比叫所有人随心所欲来得妙。……说不该惩罚异端，其荒谬可比肩于说弑父杀母不该处死；因异端的罪行更能邪恶一千倍。”由此一斑，我们自能窥见这小册子对“贝里乌斯派”的口诛笔伐，已沦于何其残忍愚蠢的地步。怎么？竟能按照他们的要求，以人道对待那般“monstres déguisés en hommes（人面怪物）”？绝不能；教义必得居于首位，人道云者只能靠边站。教义的命运存亡攸关，任哪个领袖都不能听任倡导仁慈；因这会是“charité diabolique et non chrétienne（魔鬼的而非基督徒的仁慈）”。于是，我们就在此遇见了这战斗理论，按这种理论，人道乃是种“crudelis humanitas（残酷的人道）”——德·贝采便是这样讲，而且这样的理论绝非最后一次出现。据他讲，人道乃是对人类的罪行，因为惟有通过钢铁的教规和无情的要求，方能引领人类走上意识形态的目标。“绝不能宽容那几条饿狼，除非我们准备着将全体良善基督徒投畀它们的利齿。……这种所谓的仁慈可羞可耻，因实际上它就是极端的残酷。”这样，德·贝采狂热地决计根除贝里乌斯派，他继续恳求当局，“de frapper vertueusement de ce glaive（以道德利剑予以打击）”。
　　
　　卡斯特利奥满怀悲天悯人的情感，他向仁慈的上帝放声呼告，祈求这野蛮的屠杀终有个尽头。而今这日内瓦的牧师，满心激荡的仇恨，其热切绝不稍逊于卡斯特利奥的同情心；他竟至于向同一个上帝求告，祈求这屠杀绝无止息，“并且充分赐予信奉基督的王侯以高尚和坚定，将那般恶贯满盈的家伙剿灭干净。”然而即便这样的剿灭，依然无法满足德·贝采的复仇欲望。异端不仅该当处死，处刑的过程必得尽力缓慢而痛苦。他以虔诚的感叹，替每种想象得到的折磨手段预先做了辩解：“若是根据他们犯罪的程度施以惩罚，我认为就绝难找到什么折磨的方法，配得上惩罚他们可恨之极的罪行。”这种辩护神圣恐怖的赞歌，这种申明野蛮行为的残酷论证，任谁读到，都不免感到作呕。然而此时，新教世界正听任自己受日内瓦的仇恨与狂热驱使，建成个新式的宗教法庭，从而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那些有思想的人不惜为宗教宽容拼将生命孤注一掷，其冒险行为极其大胆——虑及这些，对德·贝采的言行我们倒还能忍受。这德·贝采在那诽谤的文章当中还要求，为挫败这可怕的宽容思想，自此以后，必得把每个拥护这学说的人，每个替“贝里乌斯派”辩护的人，全当成“基督教的敌人”对待——必得当成异端，活活烧死。“对他们个人，我们必教以我所论及的每一观点，那便是无神论者与异端必得由行政当局予以惩罚。”不用说，卡斯特利奥及其战友们该绝无怀疑，若他们受良心的驱策，继续为塞尔维特之类可怜虫进行辩护，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德·贝采笃定，假造的著者名字和出版地点，也无法叫他们逃得过迫害。“任何人都清楚你们姓甚名谁，清楚你们的计划所在。……我警告你们，贝里乌斯、蒙特福德及其一小撮人，时犹未晚！”
　　
　　单从表面看来，德·贝采的小册子不过意在进行学术方面的争论，然而我们征引的威胁，却道出了它的真正意义。那些捍卫思想自由的人们终于晓得，只要他们要求人道的对待，他们的性命便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德·贝采要引得“贝里乌斯派”的领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轻率行事，情急之下，便责骂卡斯特利奥胆小怕事。这日内瓦的牧师讲起话来满带着嘲笑：“别的方面他倒是够勇敢，像这书里那样大讲什么同情啦仁慈啦；然而他如此胆小怕事，竟先拿面具遮住脸，才敢伸出头来！”或许这作者是希望卡斯特利奥为他的警告，变得小心谨慎，缩回幕后；也或许他就是想叫卡斯特利奥暴露了自己。无论如何，卡斯特利奥迅速起而迎战。而今日内瓦的正教推行着自己的教条，并将这可憎的行径正式实施；卡斯特利奥纵然狂热地热爱和平，这样的事实依然迫使他公开宣战。他看得出，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临。纵然塞尔维特已经身死，然而若不将他犯下的罪行诉诸所有的基督徒裁断，这第一次的火刑之火，势必用来烧死成百上千同样的人。这再不是一次孤立的谋杀行径，而将僵化为一个原则。于是卡斯特利奥暂时中断了自己的学术劳作，致力于写作当时最重要的起诉书——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犯下在商培尔谋杀了塞尔维特的罪行。这篇公开的诉状名为《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虽则它主要针对一个个人，借由其道德活力，却表明它实在是亘古以来最为灿烂的一篇檄文——旨在于反对以法律压制言论，反对以教条扼杀思想，反对以无限卑鄙的强力消灭无限自由的良心。
　　
　　一年又一年，卡斯特利奥认清了他的对手，也熟悉了他的策略。他清楚，加尔文会将对他个人的进攻，转变为对教义，对真正的宗教，甚至对上帝的进攻。因此在《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的开篇，卡斯特利奥便要摆明，对米圭尔·塞尔维特的观点他既不赞同亦不谴责，同时也不建议对宗教及解经的问题进行任何的判断，而只是针对那一个人，针对约翰·加尔文，做谋杀的指控。他决计不叫诡辩的歪曲引他离开自己的目的，以杰出律师精确的风格，为他要辩护的案件进行了陈述。“今天约翰·加尔文享有重权，而我希望，比起我对他的了解，他的性情还要更温和。然而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活动，却是一次血腥的死刑，而后便是对大批虔诚人士进行的威胁。正是因此，我本来厌恶流血（岂非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也要依靠上帝的帮助，将加尔文的居心昭示天下，至少将他引入歧途的人带回正路来。
　　
　　“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班牙人米圭尔·塞尔维特因其宗教信念的缘故，在日内瓦被烧死。煽动这次火刑的便是加尔文，该城大教堂的牧师。这次处决，特别在意大利和法国，引发了大量抗议活动。为回答这些抗议，加尔文刚出了本书，显然经过了最巧妙的着色处理。作者的目的，在于为自己辩解，在于攻击塞尔维特，也在于证明塞尔维特其罪当诛。我建议，对此书来一次批判性的考察。根据加尔文往日里喜好争论的态度，或许他会将我说成个塞尔维特的门徒，然而我希望没有人因此误入歧途。我并不为塞尔维特的观点做辩护，而单是批判加尔文的错误观点。我绝不想讨论受洗，三位一体，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甚至没有塞尔维特那本书，因加尔文已经将他能够得到的尽数烧掉；因此，我不晓得塞尔维特提出过怎样的观点。我所做的惟有嘲笑加尔文的错误，这绝不涉及原则的分歧；我也希望让所有人清楚，这嗜血的人发起疯来是怎样的模样。我不会像他对塞尔维特那样对待他，像他那样将塞尔维特判了火刑，还将他写的所谓坏书一并烧掉——甚至现在，塞尔维特已经死掉，加尔文还继续对他进行辱骂。烧死了作者，烧掉了他的著作，加尔文竟然厚颜无耻，断章取义向我们提及这些著作。那仿佛一个纵火犯，先把座房子烧成灰烬，然后请我们参观房间里的家具。至于我，我不会烧死作者，亦不会烧掉他的著作。我要批判的书已经公诸每一个人，伸手可得，还有拉丁文跟法文两种版本。为避免可能的反对，我将在每处引文里加注章节的出处，而我对每段的批驳将标注于原书的同一页上。”
　　
　　再没有哪次讨论能够如此坦率。加尔文既在那书里明确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卡斯特利奥便将这“展品”示诸众人，恰如同检察官使用被告的物证。他将加尔文那书一字不漏重印下来，于是无人还能够说，他批判时对敌手的观点进行了篡改，或者怀疑他删节了加尔文的文字。于是对塞尔维特案件的这再度审理，便比之日内瓦的初次审理公正许多——那时被告是关在潮湿的黑牢，拒绝了证人，禁止了律师的辩护。卡斯特利奥下定决心，要叫整个的人道主义世界自由讨论塞尔维特一案的全部细节，也要让案件当中的道德问题真相大白。
　　
　　对若干基本事实，原不会引起争论。这一个人，在被火焰吞噬的时候，依然高声宣示自己的清白无辜，却在加尔文的煽动下，在日内瓦市行政会的批准下，遭到残酷处决。卡斯特利奥便提出这样的问题：“米圭尔·塞尔维特究竟犯了什么罪？约翰·加尔文既无政治权力，而只掌宗教大权，他何能将这纯粹的神学事务，提交给市政当局？日内瓦的市政当局，又如何有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塞尔维特处死？最后，又根据何种许可，依据哪家法律，将这个外国神学家在日内瓦处以死刑？”
　　
　　对于第一个问题，卡斯特利奥为查清塞尔维特究竟犯了什么罪，考查了审讯记录和加尔文的发言。他能够找到的惟一指控，是讲塞尔维特“受某种莫名的标新立异渴望所驱使，轻率曲解了福音”。则加尔文对塞尔维特的全部指控，便是那西班牙人独立不羁地解经，导致他塞尔维特得出的结论，不同于加尔文宗教教义表达的方式。于是卡斯特利奥进行了回击。在宗教改革的战士中间，难道惟有塞尔维特被目为独立不羁地解经？有谁敢说，既然他解经的方式颇为独立不羁，他便悖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个人如此独立地解经，难道不是宗教改革的一项根本要求？那般福音派教会的领袖，除去确立重解《圣经》的权利，还有什么至于忙忙碌碌？难道加尔文本人，还有加尔文的朋友法里尔，在这些致力于由此重建教会的人们中间，岂非最为坚定勇敢？“不仅加尔文其人显得对革新过分热中，他过多的作为，竟令到人们产生了危险的抵触。十年来他所做的革新，多过天主教会六百年来进行的改革。”加尔文本人，便是顶顶勇敢的宗教改革家，他并无权在新教教会内部将新的解经观点诬为罪行。
　　
　　“然而加尔文，既认为自己绝不会犯错，竟至于觉得自己的观点便正确无误，旁人只要跟他不同，便一定错误。”这就使得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下一个问题：是谁给了加尔文权力，叫他判断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诚然，加尔文对我们讲，每个作者只要不对他加尔文应声附和，一定是心怀叵测。因此对那些与他观点不同的人，他要求既禁止他们写作，也禁止他们讲话；这表明惟他个人有资格阐发他视为正确的观点。”而卡斯特利奥则希望坚持，并无任何个人和党派有资格讲：“惟有我们晓得真理，所有与我们不同的见解全错误。”一切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模棱两可，易于争议。“如若对惟上帝了解的秘密如此笃定，仿佛我们分有了他最隐秘的计划，这不啻一种放肆。同时，实际上我们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却幻想能确切把握之，幻想倚靠想象代表之，这更无异于傲慢。”
　　
　　自从世界诞生，教条主义者们便制造了五花八门的灾难。他们绝不宽容地坚持，惟有他们的观点与见解才算正确；他们狂热地要依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大吹法螺，大肆争论，搅得世界纷争不已，将本该并行不悖的思想，变成为杀气腾腾的敌对性争辩。卡斯特利奥便如此谴责加尔文精神上的不宽容：“所有宗派，都将自己的宗教建立于上帝的言语上面；而每一宗派的成员，都认为惟有他们才掌握了真理。然而按加尔文讲，惟有一个宗派才正确，其它宗派都得服从于它。诚然在加尔文大师眼里，只有他自己的教义才真确。可其它的宗派，也同样笃信他们自己的见解。据加尔文称，旁的宗派全错误；而别人则说，加尔文才是错误。加尔文要做至高无上的裁判者，旁人的希望也完全相同。由谁来断定？无论如何，有谁任命了加尔文充当惟一有权判处极刑的至高仲裁？他那垄断地位基于怎样的授权？他援用上帝的言语，为自己进行辩护。然而其他人，也同样援引上帝的言语。或许他会信誓旦旦，说他的教义无可争辩。什么人看起来无可争辩？他自己看起来而已，他约翰·加尔文看起来而已。那末，真理若是像他讲的那样显而易见，他又何必卷帙浩繁地写书？为何他从不劳神写本书，证明谋杀、通奸就等于犯罪？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些罪行太明显。如若加尔文事实上将精神真理的每个领域揭示得清清楚楚，为何他不给旁人一点时间，好了解在他眼里如此显明的事实？为何他不给一个机会便将他们打倒在地，这便剥夺了他们像他一样认识真理的可能？”
　　
　　因此，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加尔文僭取了他绝无资格的地位——那便是精神和宗教领域至高仲裁的地位。若他认为塞尔维特观点错误，他便该当告知塞尔维特在何处偏离了正路。然而加尔文并未理智友善地进行争辩，而是立即诉诸武力。“你先逮捕了敌手，将塞尔维特投入监狱。在审讯当中，除去那西班牙人的仇敌，你不允许任何人到场。”加尔文乞灵于教条主义者惯用的伎俩。这般教条主义者，若发现争论趋于对他不利，便拒不听取对手讲话，还要堵住对手的嘴巴。如此求助于检查制度，恰暴露了教条主义者其人及其教义的岌岌可危。卡斯特利奥仿佛预见到自己的命运，继续申说加尔文的道德责任。“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加尔文先生。若你因遗产问题与旁人争讼，你的对手却能从法官手里得到一纸裁决，称惟有你的对手有资格讲话，你的发言却被禁止——你难道不会立即抗议这裁决太不公平？己所不欲，你为何施之于人？我们是在就信仰问题进行辩论。那末，你为何要箝住我们的嘴巴？岂非你已经坚信自己一方太嫌虚弱？岂非你已经生怕结论会对你不利，害你丢掉独裁者的地位？”
　　
　　卡斯特利奥将声讨中断片刻，好传唤证人。一位著名神学家被传来反对传教士约翰·加尔文；他作证说，上帝的律法禁止世俗当局动用武力，控制纯粹精神上的过犯。这位伟大学者，这位著名神学家，便是加尔文本人；如今他被传来作证，只好不情不愿走进证人席。“由于加尔文看出到处一片混乱，他赶紧谴责旁人，免得他自己给人家怀疑。可显然只有一件事情，造成了这样的混乱——便是他那迫害他人的态度。在他的嗾使之下，做出对塞尔维特的判决；这不仅在日内瓦，更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了惊恐与愤怒。如今他要将自己所作所为引发的谴责，转嫁到他人的身上。可他身受迫害的时候，唱的可是另一个调子。那时候，他也曾写了大量的文字，抨击诸如此类的迫害行径。为免得读我书的人怀疑我，我要从加尔文的《Institutio（原理）》当中抄一段。”
　　
　　一五五四年时的加尔文，没准儿会将写下面一段文字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卡斯特利奥征引的一段《Institutio（原理）》讲：“处死异端，不啻一种犯罪。以烈火利剑结束他们的性命，有悖于每一项人道的原则。”可一俟取得了至高的权力，加尔文立即将书里对人道的呼吁删除干净。在《Institutio（原理）》的第二版当中，上面一段文字已经被精心改过；这就如同拿破仑，一旦当上了第一执政，便要留意将他年轻时写的雅各宾派小册子悉数收购销毁，日内瓦的教会领袖也是一样，一旦由受迫害者变为迫害旁人，便急于压住他从前呼吁温和的物证。然而卡斯特利奥绝不容加尔文从他自己的话里溜开去。他逐字逐句征引了原文，好进行辩驳。“现在，”卡斯特利奥征引之后说道，“就让我的读者将加尔文先前的声明，和他今日的文章及做法来一番比较。显然，他的今天和从前之不同，恰无异于黑暗之于光明。因为他处死了塞尔维特，如今他便要将所有观点不同的人悉数处死。他，一个立法者，竟抛弃了自己的法律，要求将观点不同的人处以死刑。……一旦加尔文害怕旁人揭露了他的动摇与蜕变，将其推到光天化日之下，他便要把人家置之死地——对此我们又何能吃惊？大凡做坏事的人，才害怕真相大白。”
　　
　　可卡斯特利奥要的就是真相大白。他坚持加尔文有责任向世界解释，往日倡导思想自由的人，何以会在商培尔把那塞尔维特活活烧死。因此，审讯还要无情地进行下去……
　　
　　有两个问题就此解决。对事实不存偏见来研究，可见若说米圭尔·塞尔维特犯了罪，这罪行也纯属精神领域；进言之，即便这西班牙人偏离了加尔文心中正确的解释，这也绝不应当作普通罪行待。于是卡斯特利奥便要质问，何以加尔文要将纯粹神学的抽象事务，诉诸世俗权力，以压制与他不同的观点？在思想家之间，分歧惟有使用思想武器来解决。“若是塞尔维特操起兵器对付你，你自有权诉诸市行政会做你的援手。然而他既单单用笔当作武器对待你，你何以用烈火利剑攻击他的著作？你倒是告诉我，何以要动用市政当局做你的后台？”
　　
　　在良心自由方面，国家绝不拥有管辖权。捍卫神学教义的工作只是学者的事情，市行政会绝无用武之地。市行政会的工作，乃是保护学者不受侵犯，一如保护着工匠、雇工、医生，或者旁的公民不受侵犯。惟有塞尔维特企图谋杀加尔文，市行政会方能应召干预。然而塞尔维特对加尔文进一步的攻势，仍不外理性的争辩；则加尔文对自己的辩护，也应该限于争论和理性的考量。加尔文企图辩解说，他的所作所为，乃诉诸更高的神圣命令；而卡斯特利奥的反驳，明确得不容置疑。他认为，基督的神圣命令，绝不可能纵容谋杀。加尔文诉诸摩西律，声称摩西律便命令以烈火利剑消灭不信者。卡斯特利奥激烈地答道：“老天在上，加尔文会如何执行他诉诸的律法？我想，他准把所有城里的民居、牲畜和家具统统毁掉才算完。若他调得来够他使用的兵力，他准会进攻法国和旁的所有国家，只消他觉得那里藏匿了异端邪说——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把男女老幼悉数杀光——连腹内的胎儿也绝不放过。”在辩护书当中加尔文宣称，若非负有捍卫基督教义使命的卫士们勇敢卓著，敢把坏疽的肢体截掉，基督教义的全身便要败坏。卡斯特利奥答道：“将不信者赶出教会，是教士们的权利；他们有资格将异端革除教籍，逐出会众，但无权将其置于死地。”福音书也罢，世上任何的道德论著也罢，都不存在如此不宽容的要求。“你可敢孤注一掷，声称是耶稣教导你烧死自己的同志？”于是卡斯特利奥发出怒吼，说加尔文，“他的手还滴着塞尔维特的鲜血”，竟写了篇好不愚蠢的辩护辞。既然加尔文老是在讲，他为捍卫教义，才不能不烧死塞尔维特，那全为保卫上帝的言语；同时，既然如同一切诉诸暴力的人一样，加尔文一次次狡辩，说他使用暴力，是为了什么超乎人类之上的利益——于是卡斯特利奥不朽的话，便如同一道闪光，刺破这最阴晦的时代长夜：“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当日内瓦人处死了塞尔维特，这纯属杀人，绝非捍卫教义。不该以烧死他人证明我们的信仰，只该为我们的信仰，准备被他人烧死。”
　　
　　“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这一句格言，何其真确明晰，何其人道不朽。对杀害塞尔维特的凶手，卡斯特利奥如此精辟地做出了判决。总找得到逻辑、伦理、民族、宗教方面的借口，辩解那将人处死的行径；然而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却无可推绾。流血的行径，总有些特定的个人要对此负责；抽象的哲学训诫，绝不能宽宥了对人的谋杀。真理可以耳濡目染，而不能强行灌输。教义不会因狂热的行为更正确，真理不会因狂热的行为更真实。靠吹法螺无法传布教义与真理；靠翦除出自良心拒绝那真理的人，也无法使教义和哲学更真确。观念和见解，都是个人专有的经验，谁若得不到，它们便不会为你所有。训练，控制，也休想叫人得到。真理可以把上帝的名字叫上一千遍，可以一次次宣称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却绝无权利毁灭他人受之于上帝的生命，因生命比任何教义都更其神圣。诚然在加尔文眼里，在教条主义者与宗派主义者眼里，速朽的人类，自应为不朽的观念而死灭，这实在无话可讲。卡斯特利奥却认为，每个因信念的缘故受苦就死的人，都是无辜的牺牲者。在精神领域里施行强制，非但构成了对精神的犯罪，也必是徒劳无益的事情。“绝不能强行约束任何人，因强制不会使人变得更好。企图强迫旁人接受真理，正如以棍棒把食物捅进病人的嘴里一样蠢。”因此到头来，势必沦于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镇压。“你们官吏们，免除你们动武迫害的权威罢。让人人有权自由地讲话写作，因这乃是圣保罗的旨意：‘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作先知讲道……你们要切慕作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不用多久，你们便会晓得，一旦从强迫当中得到了解放，自由的成就将会何其惊人！”
　　
　　事实得到了考查，问题得到了回答。如今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着手进行总结，并以横遭凌辱的人道之名宣告判决。上帝的追随者，“un étudiant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的学生）”，米圭尔·塞尔维特其人，遭到了杀害。是加尔文对他提起了控诉，也是加尔文教唆了对他的审讯；而日内瓦市行政会，则负责实施了这项犯罪。对此案精神方面的复审，可见上述的两方，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都逾越了管辖权。市行政会“根本无权对精神上的过犯进行判决”，而加尔文则罪行更重，是他将这一责任，强加在市政当局的身上。“在你和你的同案犯们证词的影响下面，市行政会将此人处以死刑。然而在此一问题上，市行政会既无资格行动，亦无能力分辨，一如盲人无法分辨颜色一般。”于是加尔文犯了双重的罪行：教唆罪和那可憎行为的实施罪。且不论怎样的动机令他将不幸的塞尔维特投入烈火，他的行径却是罪大恶极。“你之处死塞尔维特，或因他思考了自己所讲的话，或因他依凭内心的信念，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若你单凭他讲出内心的信念便将他处死，这就是因他讲了真话而杀他——即便他讲出的东西有错误，因他不过讲了自信为正确的东西，故不失为正确。另一方面，若你单凭他观点错误便将他处死，则你的责任是在实施极刑前，先试图用你认为正确的观点说服他，起码该从《圣经》当中找到证据，证明对那般错在信仰坚定的人，除去因他们的错误而一概处死，绝无他路可走。”加尔文毫无正当理由，便杀害了一位持不同意见者，这正是犯了罪，犯了有预谋的三重杀人罪。
　　
　　有罪，有罪，有罪！如同号角三度震响，卡斯特利奥将判决公诸世界。人道，这至高的道德权威，已经做出了裁定。然而身后的补赎，无法令死者复活，因此恢复死者的荣誉，又有何裨益？不，如今的关键，是要将不人道的行径钉上耻辱柱，以保护生者，这样才能避免无数类似的行为再出现。绝非只有约翰·加尔文其人该当受谴责，他那些充斥着恐怖压制之类骇人教义的著作，也应判为不合人道。“你岂不看见，”卡斯特利奥问那受他判决的人，“你的著作和行径将会引向何处？许多人坚称，他们是在捍卫上帝的荣誉。自此以后，那般企图屠杀人类的‘上帝的捍卫者’，将会援你为证。他们会仿照着你走那灾难深重的道路，他们会像你一样以血玷污了双手。他们也会像你一样，将持不同意见的人送上绞架。”这危险的狂热分子绝不孤立，这是狂热主义的罪恶观念；自由精神的人们，固然要反抗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反抗独断专行、嗜血成性，更要反抗乞灵恐怖来达到目的的观念。卡斯特利奥的话恰写于百年宗教战争爆发之前，这使得他的话变成了预言。“靠你嗜血的祈求，早已是血流成河，而且远无止境，最残酷的暴君动用大炮，也望尘莫及——除非上帝怜恤可怜的人类，让王侯将相张开眼睛，停止那残忍成性的行径。”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生性温和，力主宽容，然而虑及遭受追捕迫害的人们的苦境，仍无法置身事外。这痛苦促使他绝望地放声呼告上帝，祈求赐予这世界更多的人道。于是在我们援引的反驳当中，他那雷霆般的声音，诅咒着一切因其狂热的仇恨而破坏和平的人。在著作的结尾，他写了下面一段壮丽的祷文：“早在但以理时代，这种臭名昭著的宗教迫害便已经横行无忌。那先知的敌人们，发现他的作为无懈可击，便勾结起来，对他的信念展开攻势。今日的事件，正是如出一辙。一旦在敌人的行为当中找不见漏洞，人们便对他们的‘教义’舞刀动棒；而当权者没有主见，易于说服，令到这样的伎俩极尽机巧。于是那般高声倡导着‘教义神圣’的人，总是要压迫弱者。哦，他们那‘神圣的教义’，耶稣在最后审判日必会弃若敝屣，因彼时他必审判行为而非审判教义。当他们对他讲，‘主啊，我们是你的信徒，依你的教诲而行’，他便会答道，‘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

序言
第一章  加尔文夺权
狂热分子法里尔／2
法里尔犹豫不决／4
流亡的加尔文／6
《基督教原理》／8
加尔文接受邀请／9
加尔文成为圣经解读者／11
教义问答手册／12
可怕的权力／14
加尔文专政／17
夺权失败／18
召回加尔文／22
迎接加尔文／25

第二章  “清规戒律”
上帝的意志和加尔文的法令／30
加尔文的面孔和外表/33
对自己肉体的苛求/35
勤奋的魔鬼／38
无限的权力／40
加尔文的上帝无需赞美，无需爱戴，
只要敬畏／4l
严苛的教规与互相的监督／44
可憎的禁令／48
酷刑的恐吓／5l
陷入桎梏的日内瓦／55

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登场
重新对加尔文表示不满／60
卡斯特利奥的画像／64
卡斯特利奥的青年时代／65
拥护宗教改革／67
撰写《疑难解答》与翻译《圣经》／69
与加尔文的第一次交锋／70
加尔文反对任用卡斯特利奥／73
公开辩论／75
卡斯特利奥被逐出日内瓦／79
卡斯特利奥受穷遭难，但意志坚定／82

第四章  塞文特斯事件
堂吉诃德式的塞文特斯／88
挑战权威／90
化名维尔纳夫／93
与加尔文交流／95
激怒加尔文／97
出版《基督教的补正》／100
特里告密／102
加尔文提供定罪文件／104
给塞文特斯定罪／107
塞文特斯逃脱／109

第五章  杀害塞文特斯
进入日内瓦／112
被捕／113
可笑的原告／l14
加尔文插了一手／115
为什么加尔文要置塞文特斯于死地?／l17
加尔文需要一次成功的控告／119
朋友们帮倒忙／12l
可怕的监狱生活／12l
法庭开战／123
加尔文广施影响／124
判处火刑／125
从希望到绝望／126
精神的升华／127
与加尔文最后的见面／128
拒绝放弃信仰／130
临刑前／132
处死／134
加尔文逃避了这恐怖的场面／135

第六章  宗教宽容宣言
宗教史上的鲜血／138
新教大师们也反对暴力／139
路德大师的折衷／140
加尔文的壮举／141
处死塞文特斯后的拥护声／142
反对声四起／143
加尔文软弱的辩护词／144
为了捍卫正统宗教，人类必得摈弃天良／147
泽钦兹的立场／149
人文主义者的沉默／150
卡斯特利奥与他的朋友们／15l
独立思想家开始宣战／153
《论异端》出炉／155
宽容思想的提出／156
开始论证／157
《圣经》中没有异端的概念／158
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义?／159
异端是个相对的概念／160
只有宗教宽容才能拯救人类于野蛮／162
卡斯特利奥的谦和／164
热爱和平者起而抗之／165
悲怆的呼告／166
对真理重复的必要性／167

第七章  良心对抗暴力
反对之声让加尔文惶恐／170
加尔文禁止《论异端》的传播／171
怎样处理《论异端》?／172
德贝茨对恐怖和暴力大唱赞歌／173
德贝茨逼迫卡斯特利奥应战／176
坦率的开场白／177
到底塞文特斯犯了什么罪?／180
是谁给了加尔文权力来判定对错?／18l
加尔文对抗加尔文／184
为什么加尔文要把神学问题诉诸世俗权力?／186
神圣的或基督的命令是不会命令谋杀的／187
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判罪／189
卡斯特利奥的总结／190

第八章  暴力泯除良心
《驳加尔文书》的威力／196
《驳加尔文书》遭遇审查制度的扼杀／197
恐怖使卡斯特利奥三缄其口／198
加尔文巩固独裁权力／200
加尔文把矛头对准卡斯特利奥／20l
卡斯特利奥回归书房／202
加尔文设陷阱／203
来自梅兰克森的支持／204
信的效果／205
加尔文的诋毁中伤／206
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答辩／208
卡斯特利奥写给加尔文的信／211
人文主义者与教条主义者之间的对比／212
德贝茨再次攻击卡斯特利奥／213
卡斯特利奥答德贝茨／214
卡斯特利奥向加尔文发难／216
卡斯特利奥伸出友谊之手／217
炮制另一出谎言／218
卡斯特利奥的《哀告法兰西》／220
加尔文镇压《哀告》／222
狂热分子打算取卡斯特利奥的命／223
卡斯特利奥出席大学评议会为自己辩护／225
加尔文的意外收获／226
奥奇诺悲惨的下场／229
卡斯特利奥去世／230

第九章  两极相遇
加尔文主义推广到世界／235
加尔文主义改变了欧洲文化／236
加尔文不宽容的教规得到了修正／239
卡斯特利奥的宽容思想复活／24l
附录一：参考书目／245
附录二：16世纪大事件表／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