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C.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美国哲学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当前美国非常杰出、非常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为芝加哥大学法学、伦理学佛罗因德（ErnstFreund）杰出贡献教授，同时受聘于该校7个院（系）。2003年荣列英国《新政治家》杂志评出的“我们时代的十二位伟大思想家”之一；20，12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被称为当代哲学界非常具有创新力和非常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她已经出版的17部专著涉及古典学、政治哲学、法学、博雅教育、女性与人类发展等众多领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善的脆弱性》《诗性正义》。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法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耶鲁大学法学院，2008年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近期出版专著《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美国折叠：置身事外的反思与批判》，译著《我们的孩子》《娇惯的心灵》《寒门子弟上大学》。“雅理”出版策划与主理人。

　　如果GDP每年都在增长，却始终有相当比例的民众无法接受基础教育，没有医疗保险，我们能否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进步？努斯鲍姆教授在《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中批判了以GDP为指挥棒的发展路径，认为当下主流的发展理论忽视了非常根本的对尊严和体面的人性需求。
　　《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陈述了能力发展模式的结构和政策意义，勾勒出一种有别于罗尔斯正义论的新政治理论，并且讨论了它的哲学渊源和脉络，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论证了能力理论路径的普遍价值。努斯鲍姆同阿玛蒂亚-森教授以及其他同道一起，从非常基本的问题出发，通过关切个体人的故事，追踪政策对日常生活的效应，寻求推动民众活出丰满且有活力的人生。

　　《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
　　在对比能力和运作时，我们不应忘记，能力意味着选择的机会。因此，选择自由的观念乃是内置于能力概念之中的。在此借用阿玛蒂亚·森的例子，一个正在挨饿的人和一个正在节食的人，这两个人在营养问题上有着相同形式的运作，但他们并不具有相同的能力，因为节食的那个人可以选择不去节食，但挨饿的人却没得选择。
　　能力之所以重要，一定意义上是因为它们可以以种种方式转换成运作。如果一个社会只是赋予民众以充分的能力，但民众却从未将能力转化为运作，我们尚不能说这是一个好的社会。假如民众从未运用其能力，民众终生都在沉睡，那么能力就是无意义的、被闲置的。在这一意义上，能力的培育就是为了能力的运作。但能力作为自由和选择的领域，其本身具有价值。能力的推进就是要扩展自由的领域，而这不同于规定民众以既定方式进行能力运作。因此，能力理论不同于经济学中的一种传统，后者根据一组选择可能得到的最佳的运用，来度量该组选择的真正价值。选择是自由，而自由具有其内在价值。
　　有些政治理念否定上述观点，它们主张，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让民众过上健康的生活，从事有意义的活动，自由信教等等。我们否认这种论调，我们认为，政治的恰当目标在于能力，而非运作，因为这样就可以为人类自由的行使留下空间。在一种促进健康和一种促进健康能力的政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道德鸿沟——后者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但前者却非如此。
　　以能力为导向事关尊重不同宗教和世俗人生观的多元性的议题，因此也关系到政治自由主义的理念（详见第四章）。
　　当然，儿童是不同的，要求儿童实践某些类型的运作（比如义务教育）是其获得成人能力的一种必要前提，由此是可以得到正当性证成的。
　　能力理论阵营内还有些研究者主张，在一些特殊领域，政府有权去推进能力的运作，而不只是能力本身。例如，理查德·阿尼森（Richard Arneson）就论证了在健康领域内以运作为导向的家长主义政策：政府应当运用其权力，要求民众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阿玛蒂亚·森和我都不同意这一立场，因为我们赋予选择以很高的价值。这里有一种例外，我认为，在事关尊重和平等对待时，政府不应该放任民众进行选择。例如，假定美国政府分给每位公民一个美分，他们下一步可以选择将该美分支付给国家，用以“购买”有尊严的对待；但是如果有人选择保留那个美分，政府就无须尊重这些人。这是不可接受的。政府必须有尊严地对待所有人，不应当去羞辱他们。我之所以指出这一例外，是因为尊严和尊重观念在形成完备能力目录时的核心地位。同样道理，几乎所有的能力理论研究者都会认为，即便多数人表示同意，即便是通过自愿的契约，奴隶制也必须被禁止。
　　还有一个领域存在着合理的不同意见，这关系到一个人能否去做那些有可能摧毁一些或全部能力的活动。是否应允许民众出售他们的身体器官？允许民众使用会上瘾的麻醉品？允许民众参与各种高风险的运动？通常来说，我们在诸如此类的领域内要做出妥协，而这些妥协并不总是能讲通。因此，大麻在大多数情形下是非法的，但作为一种摧毁性的麻醉品，酒精仍是合法的。我们为了安全的目的而去监管大多数运动，但是我们并没有一种有组织的公共辩论，讨论我们可以基于安全理由合理地限制哪些自由的领域。我们想必可以同意，儿童的能力破坏是一种尤其严重的问题，因此应该构成绝对的禁区。在其他的情形中，有理据的安全规制看起来有其合理性——除非是辩论已经显示，一种选择的禁止（比如说，禁止不戴拳击手套的拳击运动）确实构成了一种对自由的严重侵犯，其程度已经致使民众生活不符合人性尊严的要求。通常而言，情形都并不是如此严重，因此在这种常规的情形中，能力理论并不会给出结论，只是让问题通过政治过程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转向一种相关的关键问题，上述议题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阐释：哪些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理论使这一价值性的问题处于核心地位，而不是遮蔽问题。这是本理论所具有的吸引力之一。其他的理论总是在价值问题上站定某种立场，却经常含糊其词或疏于论证。阿玛蒂亚·森和我认为，有必要直面这一问题，并以相关的规范性论证来处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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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位追求正义的妇女

第二章 核心能力

第三章 一种必要的对立理论
GDP的方法
效用主义的方法
以资源为基础的理论
能力和测量问题
人权理论

第四章 根本权益
自由及其内容
政治的证成
知情-欲望福利主义
社会契约论
政治自由主义与交叠共识
结果主义和道义论
政治情感和稳定性问题
实施问题

第五章 文化多元性

第六章 国家与全球正义

第七章 哲学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
17世纪与18世纪：自然法，人性脆弱
19世纪与20世纪：能力理论反对效用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

第八章 能力与当代议题
劣势
性别
残疾、老龄与关爱的意义
教育
动物权益
环境质量
宪法与政治结构
能力与人类心理学

结论

附记

附录A：赫克曼论能力
附录B：阿玛蒂亚·森论福利和行动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