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传世之作《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脍炙人口，历久弥新，被誉为“一代英国人的冷峻良心”。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第一章

在巴塞罗那的列宁兵营，加入民兵组织的前一天，我见到一个意大利民兵站在军官的桌前。
他是个相貌凶悍的年轻人，大概二十五六岁，长着褐红色的头发，肩膀强健有力，戴着一顶鸭舌帽，斜拉下来，遮住了一只眼睛。他侧对着我，下巴抵着胸膛，注视着桌上一张某位军官摊开的地图，迷惑地皱着眉头。他那张脸深深地打动了我。看到那张脸就知道他干得出杀人的事情，为朋友愿意两肋插刀——你会觉得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却是共产主义者。这张脸的主人既正直坦率，又凶残暴虐，而且看得出是个目不识丁的人，对上级领导非常尊敬。显然，他连那张地图的东西南北都分不清，觉得看地图就像看天书一样晦涩难懂。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顿生好感——我很少对别人——我是说，别的男子——有这种感觉。那些人围着桌子在聊天，说起了我是个外国人。那个意大利人抬起头，语速很快地开口问道： 
“意大利人？”
我操着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不，英国人。你呢？”
“意大利人。”
我们走出去时，那个意大利人走过房间，用力地和我握手。对一个陌生人你会感受到那股情谊，真是太奇怪了！似乎在那一瞬间我和他的心灵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结为了亲密伙伴。我对他颇有好感，希望他也对我有好感。但我知道，如果我要保留对他的好感，我就不能再和他接触。不用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这种萍水之交在西班牙经常发生。
我提起这个意大利民兵，是因为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那身蹩脚的制服和凶残而可怜巴巴的脸庞让我强烈感受到当时的特殊气氛。他和我对这场战争的所有回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巴塞罗那飘扬的红旗、一列列满载着士兵奔赴前线的破旧的火车、铁路线上那一座座灰蒙蒙的饱经战争破坏的城镇和山丘上泥泞冰冷的战壕。
那是1936年12月末，距离现在我动笔是不到七个月前的事情，但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得这段时期的回忆变得模糊了，比1935年或1905年的回忆更加模糊。我来西班牙的目的是为了撰写新闻稿件，但我立刻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当时那种气氛之下，那似乎是唯一的正确之举。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对于从革命伊始就投身其中的人来说，到了12月或1月，革命似乎已经结束了。但对于一个从英国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的情景令我觉得十分震撼和惊诧。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一个工人阶级翻身作主的城市。几乎每一座建筑都被工人占领，挂着革命的红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相间的旗帜。每一面墙上都画着锤头和镰刀的图案，写着革命党派的名字缩写字母。几乎每一座教堂都被捣毁，里面的神像被焚灭。工人群体正到处有组织地捣毁教堂，每一间商店和咖啡厅都写了标语，标榜自己是集体所有制经营，甚至连擦鞋匠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鞋匣被涂成了红黑两色。服务员和售货员直视着你的脸，和你平等相待。奴颜婢膝的话，甚至那些礼节性的话都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阁下”或“先生”，甚至“您”也不说了。大家互称“同志”和“你”，打招呼时说的是“祝你健康”，而不是“请安”。法律规定不许给小费。有一次我想给看电梯的小男孩一点小费，结果被酒店的经理训了一通。街上没有私人的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电车、出租车和许多交通工具都涂成了红黑两色。宣扬革命的海报无处不在，贴在涂成干净的红蓝两色的墙壁上显得特别振奋人心，让剩下的几张广告海报看上去就像脏兮兮的涂鸦。兰布拉斯大道是贯穿市中心的主干道，行人熙熙攘攘，穿梭不停。整条马路都安置了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大声播放着革命歌曲。最奇怪的景象莫过于行人的面貌。从表面上看，富人已经基本上在这座城市绝迹，除了少数妇女和外国人之外，根本找不到“衣着华丽”的个体。大家要么穿着朴素的工作服或蓝色的吊带裤，要么穿着不同款式的民兵制服。这一幕幕景象非常奇怪而令人振奋，里头有许多事情是我无法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不喜欢，但我觉得这是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我还觉得情况就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这里真正成为了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度，资产阶级已经被驱逐、处决或接受改造，与工人站在同一阵线。我没有意识到，许多富裕的资产阶级只是暂时化装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低调地隐藏起来。
除了这些以外，战争的可怕影响随处可见。整座城市萧条破败，道路和建筑急待修葺。到了晚上道路非常昏暗，以防止敌人空袭。所有的商店几乎都空荡荡的。肉制品很少，牛奶几乎无从购买，煤炭、白糖、汽油非常紧缺，而面包的紧缺尤为严重。即使是现在，排队买面包的队伍经常一排就是几百码长。但看得出人们都很满足，充满了希望。这里没有失业，生活成本非常低廉。你很少看到完全赤贫的人，除了吉卜赛人之外没有乞丐。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对革命和未来怀着坚定的信念，感觉突然迈进了平等自由的时代。每个人都试着展现出人性化的行为，而不是资本主义机器里的零部件。理发店里张贴着无政府主义的告示(几乎所有的理发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庄严地宣告理发师不再是奴隶了。街上挂着彩色海报，规劝妓女从良。对于任何来自冷漠而目空一切的英语文明的人来说，这些胸怀理想主义的西班牙人说的尽是革命的陈词滥调，实在是乏善可陈。那时候街上卖的是最天真的革命歌曲的歌谱，内容都是关于无产阶级兄弟情谊和墨索里尼的邪恶作为，一本只卖几分钱。我经常看到大字不识几个的民兵买了一本革命歌谱，艰难地拼读着上面的文字，然后，等他理解了上面的内容，就将其哼成一首歌谣。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列宁兵营，表面上在接受训练，准备上前线作战。当我加入民兵组织时，他们告诉我第二天就会派我上前线，但事实上我得等候新的百人队组建完毕。战争伊始工会匆忙组建了工人民兵部队，至今还没有以正规军事编制进行整顿。负责指挥的“指战部”大概有三十人，士兵以百人队为编制，而纵队的人数规模则更加庞大。列宁兵营是一座宏伟的石建筑群，有一间骑兵学校和几个宽阔的鹅卵石庭院。这里原本是驻扎骑兵的营地，在七月份攻占下来的。我的百人队在其中一间马厩睡觉，那里的石头马槽上还刻着那支骑兵队士兵的名字。所有的马匹都被缴获并运到前线，但整个兵营还是弥漫着马粪和烂燕麦的味道。我在兵营待了一个星期，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马的味道、尖锐的军号声(我们所有的军号手都很业余——我还是在法西斯阵线外面偷听才学会吹西班牙式军号的)、军营里平头军靴的踏步声、冬日下漫长的晨训以及在沙砾马术场上进行的热烈的足球比赛，一边各有五十名队员。兵营里大概有上千人，只有十来个单身女人，其他女人都是民兵的妻子，她们负责做饭。民兵组织里有女兵，但人数不是很多。当然，在最初的几场战斗中，这些女人与男人一起并肩战斗。在革命时期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现在观念已经开始改变，在女兵们训练的时候，男兵们必须离开骑兵学校，因为他们会嘲笑女人，还想阻止她们训练。而在几个月前，看到一个女人手持长枪没有人会觉得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民兵们将整座兵营里的每一座建筑都搞得污秽不堪，这似乎是革命的副作用之一。每个角落里都堆放着被捣毁的家具、破碎的马鞍、黄铜的骑兵头盔、空的刀鞘和剑鞘，还有发霉的食物。食物浪费很严重，尤其是面包。光在我的营房每顿饭都得倒出满满一篮子面包——而平民们却缺少食物，实在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我们在长长的高桌上吃饭喝酒，用的是永远油腻腻的锡盆和一种顶糟糕的西班牙式波隆酒瓶。波隆酒瓶是一种玻璃器皿，有一个突起的出水孔，只要你把它稍微倾斜一下就会射出一道细细的酒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隔着一段距离喝到酒，不用将酒瓶凑到嘴边，大家可以传着喝酒。一看到大家在用波隆酒瓶喝酒，我就会提出抗议，要求用酒杯喝酒。在我眼里，这东西简直就像夜壶，特别是里面装着白酒的时候。
他们给征召的壮丁派发制服并不是一步到位，因为这里是西班牙，每样东西都是零星发放的。没有人知道谁领到了什么东西，许多我们最需要的物资，像腰带和子弹匣，直到最后一刻，火车已经在等着载我们上前线了，才发到我们手里。我提到了民兵“制服”，或许会让你形成错误的印象。其实那根本称不上是制服，应该说是“杂牌装”。每个人的军服都是照着大体上同一个款式设计的，但基本上没有两套军服看上去是一样的。基本上队伍里每个人都穿着齐膝的灯芯绒马裤，但服装的一致性就到此为止。有的人缠着布绑腿，有的穿着灯芯绒长筒袜子，有的穿着皮绑腿，有的穿着长筒靴。大家都穿着拉链式的大衣，但有的是皮衣，有的是羊毛衣，而且颜色各异。至于军帽，可以说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帽子。我们的军帽前面通常会别着党派的徽章，而且几乎每个人都会在脖子上围一条红黑的手帕。那时候一支民兵队伍看上去就是一帮外貌稀奇古怪的乌合之众，但当时就只能分发这些从不同的军工厂里赶制的衣服，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能有这样的衣服就不错了。不过，那些衬衣和袜子都是粗制滥造的棉布织品，根本抵御不了严寒。想到民兵们在漫无纪律的头几个月所经历过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恐怖。我记得读过两个月前的一份报纸，一位马联工党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西班牙语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简称“马联工党”［the P.O.U.M.］)，创立于1935年，是西班牙的左翼政党，西班牙内战时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体，与发动政变的弗朗哥将军作战。的领导人视察完前线后说他会努力实现“每个民兵分到一条毛毯”。如果你曾经在战壕里睡过觉，这句话会令你不寒而栗。
到了兵营的第二天，我们开始了被戏称为“军训”的活动。一开始的时候情况非常混乱。征召来的新丁大部分是来自巴塞罗那、十六七岁的街头少年，空有一腔革命热情，但对战争一无所知。甚至连让他们整齐地排好队伍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漫无纪律，要是一个人不喜欢某个命令，他会从队列里站出来，激烈地和长官争吵。我们的指战员是个健硕的年轻人，脸蛋很稚嫩，性格热情开朗。他以前是常备军军官，现在看起来仍很英挺，英姿飒爽，穿着一尘不染的军服。奇怪的是，他居然是个虔诚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他比其他人更坚持不同军阶之间彻底的平等。我记得当一个傻帽的新丁称呼他为“长官”时，他会感到惊讶而难过。“什么！长官？谁叫我长官？难道我们不都是同志吗？”我怀疑这其实会妨碍他的工作。新兵所接受的军事训练对他们来说一点儿用处都没有。他们告诉我外国人可以不参加军训。(我发现西班牙人很自卑，觉得所有的外国人都比他们更熟知军事)，但我和他们一道接受军训。我很想学会使用机关枪，我从未有过机会开机关枪。但令我失望的是，我发现根本没有人教我们如何使用武器。那所谓的军训不过是老掉牙的阅兵训练，傻得要命： 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三行队列齐步走和其他一些毫无意义的内容。这些我十五岁时就都学过了。训练游击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是你只有几天时间操练士兵，显然你必须指导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技能： 如何找掩护，如何在开阔地带行进，如何扼守阵地和构筑工事——最重要的是，如何操作武器。但这群热情的少年再过几天就要被派往前线，甚至没有学会如何用步枪射击，或如何拉开手榴弹的保险销。当时我不知道原来这是因为武器严重不足。在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里，枪支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抵达前线的新兵只能从他们所接替的部队那里接过步枪。在整座列宁兵营，我相信只有负责岗哨的士兵才配备了枪支。
几天后，虽然按照常规标准我们仍是一群乌合之众，但领导们认为我们可以拉出去亮相了。好几个早上我们行军到西班牙广场后面山丘上的公园。这里是所有党派的民兵组织、武警部队和新组建的国民军一师共用的训练场。公园里好一派奇怪而振奋人心的景象。每条道路和小径和原来的花床里都有一队队一排排的士兵在来来回回地走正步，一个个昂首挺胸，拼命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真正的士兵。大家都没有武器，而且没有一个人穿着一整套军服，大部分人身上的民兵制服都破破烂烂的。训练流程总是大同小异。我们要走三个小时正步(西班牙式的行军步子短而急促)，然后就停下来，队伍解散。大家口干舌燥地朝半山腰一间小杂货店蜂拥而去，店老板正在大声吆喝叫卖廉价红酒。大家对我都非常友善。由于我是英国人，大家都对我很好奇。那些武警部队的军官很看得起我，请我喝酒。与此同时，我总是把中尉逼到一个角落里，吵着要他安排我接受机关枪训练。我总是从口袋里摸出我那本《雨果字典》，操着蹩脚生硬的西班牙语对他说道： 
“不用步枪，用机关枪。要学机关枪。会学机关枪吗？”
他总是抱以一个不胜其扰的微笑，答应我明天就会有使用机关枪的指导课。但不用说，永远是明日复明日。又几天过去了，新丁们学会了漂亮地走正步和立正，而关于开枪射击，他们顶多只知道子弹是从哪头射出来的。有一天，当我们军训休息的时候，一位有佩枪的武警部队军官走了过来，同意让我们看看他那支步枪。我所在的排里，原来只有我会给步枪上子弹，更不知道该如何瞄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和西班牙语进行着斗争。兵营里除了我之外就只有另外一个英国人，军官里没有人会说一个法语单词。而我的战友们彼此说话时用的是加泰罗尼亚语，但这对我来说像是在听天书一样。我只能去到哪儿都带着一本小字典，一遇到紧急情况就从口袋里摸出来应急。但西班牙是我最想待的国度。在西班牙交朋友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刚过一两天已经有几十个民兵战友称呼我的教名，向我讲解应注意的事项，他们的热情令我非常感动。我可不是在撰写宣传手册，我不会刻意美化马联工党的民兵组织。整个民兵组织体系有严重的缺陷，士兵们鱼龙混杂，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志愿征募的兵源已经开始枯竭，许多最能干的男人已经上了前线或为国捐躯了。在我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到了战场根本派不上用场。有的孩子才十五岁就被父母派来参军，说白了就是为了一天十比塞塔的兵饷和吃顿饱饭。民兵们面包可以任吃，还能偷偷带一点回家孝敬父母。我和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在一起时——或许我得说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人阶级，因为除了少数几个阿拉贡人和安达卢西亚人之外，我身边就只有加泰罗尼亚人——如果有人不被他们的坦率和慷慨所打动，我会很鄙视这个人。西班牙人的慷慨有时几乎到了令你尴尬的地步。要是你向他要根烟抽，他会把整包烟硬塞给你。而且他们的慷慨并不只是停留于此，他们有一种真正的大度之风，而且在最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一次次地打动了我。有的记者和到过西班牙的外国人说西班牙人打心眼里对外国的援助抱以怨恨。我要说的是，我从来没有发现西班牙人有这样的心态。我记得在我离开兵营的前几天，一群士兵从前线回来休假。他们兴奋地谈论着自己的经历，对一支在韦斯卡和他们并肩作战的法国部队赞不绝口。他们说那些法国士兵非常英勇，还热情洋溢地补充道：“比我们还要英勇呢！”我当然提出异议，他们解释说那些法国兵更熟悉军事——他们开起机关枪或扔起手榴弹什么的更加训练有素。但这番话很有意思。一个英国人宁可被砍断一只手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
每个在民兵部队里服役的外国人在头几个星期都会爱上他的西班牙战友，却又会被他们的某些品行气得够呛。在前线时我的气愤有时候真到了盛怒万分的地步。西班牙人什么都好，就是打仗不行。所有外国人都惊诧于他们的低效无能，而最令人头疼的是他们令人抓狂的毫无时间观念的性格。每个外国人都必须学会的一个西班牙单词就是“明天”(字面上是“早晨”之意)。只要有可能，今天的事情就会推到明天，情况之严重连西班牙人自己都开起了玩笑。在西班牙，从吃一顿饭到打一场仗，没有一件事情会准时进行。通常来说，他们做事情总是太迟了——但有时又太早了——所以你又不能以迟一点的时间为准。原本应该是八点钟出发的火车通常得拖到九点多十点才启程，但一星期或许会有那么一次，某位司机会一时心血来潮，七点半的时候就出发了。这种事情实在是令人讨厌。理论上，我很羡慕这些西班牙人不用像我们北方佬一样被时间折磨得神经衰弱，但不幸的是，我也是时间神经衰弱症患者中的一员。
经过无数次谣传、“明天”和推迟后，突然间我们收到命令准备上前线，只有两个小时进行准备，许多装备还没有分发。军需处乱得不可收拾。最后，许多士兵在装备不齐的情况下被迫出发。兵营里突然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许多女人，她们帮自己的男人卷好铺盖，打点好行囊。另一个英国民兵威廉姆斯的妻子是个西班牙女孩，她指导我如何把皮制子弹匣穿上，真是丢人。她是个风情万种的女孩，长着一双黑漆漆的眼睛，看上去似乎是个只会摇婴儿床的小妇人，但在七月份的巷战时作战非常英勇。那个时候她身怀六甲，战争开始十个月后产下宝宝，或许就是在一座街垒后面把孩子生下来的。
火车原定于八点钟出发，八点十分气急败坏满身大汗的军官们才好不容易让我们在兵营的广场集结。我仍清楚地记得火把照耀下出发的那一幕——到处都非常喧闹兴奋，红旗在火把的照耀下迎风飘扬，队伍排得乱七八糟的民兵们背着行囊和打成一卷的毛毯，肩膀斜挎着皮制子弹匣，人人都在大吼大叫，还有沉重的军靴脚步声和锡盘叮叮当当的声音，还有人在声嘶力竭地让我们安静下来，最后总算成功了。一位政委站在巨幅的红旗下向我们致辞，说的是加泰罗尼亚语。最后，我们列队朝火车站进发，走的是最远的一段路程，有三四英里长，让整座城市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英姿。在兰布拉斯大道我们停了下来，一支临时拼凑的乐队奏响了革命歌曲。我们领略到英雄出征一般的待遇——热烈欢呼声此起彼伏，红黑旗帜到处飘扬，友好的群众麇集在人行道上给我们送行，女人们在窗边向我们招手。那时候这一幕是那么自然，而如今却显得如此遥远而虚幻！火车上挤满了人，连地板都坐满了人，更别说有座位可以坐。最后一刻威廉姆斯的妻子从站台上冲了过来，递给我们一瓶酒和一串鲜红的香肠，那东西吃起来有肥皂味，会让你拉肚子。火车缓缓驶出加泰罗尼亚，以战时不到二十公里的时速驶上阿拉贡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