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考取之后，在登门拜访欧阳修时，欧阳修特以国士礼隆重接待了他，在夸赞他的同时，向他询问了文章中所说到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士。皋陶日杀之三，尧日宥之三”这句的出处。因为在欧阳修看来，做文章就得处处有根有据才对，但苏轼却不这样看，文学不同于撰写历史，不必太拘泥于某些具体史实。他举出《后汉书·孔融传》为例。在《孔融传》里，曾谈到曹操把袁熙的妻子甄氏赠给儿子曹丕，孔融就说，以前的周武王以妲己赠给周公，曹操就问，你是从什么经书上看到这件事的？孔融回答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当时情况，意思是一样的。苏轼举出这例子，说明他上述这些话尽管没有确切的史实根据。但是受了《孔融传》的启发而想出来的。欧阳修一听之后，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一反他原来的态度，转而由衷地佩服苏轼的高明，称赞他善于读书、用书，并以此预见苏轼将来的文章必将独步于天下，从此对他也就格外器重了。
从上面这个故事里，可以充分看出，青年时期的苏轼就不同凡响。不仅才华出众，学识丰富，而且思想活跃，不墨守成规，不为世俗之见所束缚，善于汲取，勇于创新。正是这些，使苏轼不仅赶上前人而且超过前人，把欧阳修取得的诗文革新运动的巨大成果发扬光大，在散文、诗、词乃至书法、绘画各个领域内都能独步于天下。
让我们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看看苏轼是怎样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地开拓前进的。
苏轼十分景仰并极力赞美欧阳修，称欧阳修为“今之韩愈”。苏轼的这一评价决非过誉之词。因为韩愈和欧阳修同样处在变革一代文风的关键位置上。为力挽衰颓的文运，开创文学发展的新局面，他们各自尽了最大的努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欧阳修之前，虽不少人在扭转西昆派柔靡文风方面作了努力，但收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文学主张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在“道”与“文”的关系上，他们只强调“道”，而忽略“文”，把“文”仅仅看成是“道”的附庸，甚至想以“道”来代“文”。他们的主张，虽然对西尾派的形式主义文风有一定的抨击作用，但它不可能把文学创作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起来大力纠正这种片面性的是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欧阳修。欧阳修在强调“道”的重要性同时，并没有忽略“文”所独有的作用，他还特地提出了“道”不可以代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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