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志愿服务与公民社会建设》：
认同的公共性与认同的集体性互为表里，即认同因为其本质上的公共性而具有天然的集体性，反之亦然。认同要区分“我”和“他者”，必然会带来“谁是同伴、同类、同胞”的问题，因而，“我”的明确固然离不开“他者”的明确，同样也离不开“我们”的明确。将认同问题的重心由“自我的根源”移向“集体的根源”，认同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由道德哲学领域扩展到政治学领域。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以“我们是谁”为题发表专著阐述“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认为美国国家特性的危机就是因为“我们是谁”这个根本认同被动摇，国民身份危机已经出现。强大如美国居然出现了因为内部认同模糊而自我瓦解的重大危险，亨廷顿如果不是危言耸听的话，起码我们可以将这部著作视为“一个爱国者”的呐喊，说明亨廷顿非常看重认同问题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认同具有公共性和集体性，但不宜将政治学家对认同问题的研究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认同是放置在“现代”这个基本社会历史条件下讨论的。传统社会是集体本位的，个人完全融人整体，个人意识非常微弱。在这种社会里，个人并不存在一个艰辛的寻找“我是谁”答案的道德过程，道德规范体系及其实践路径的高度统一性导致“大我”在道德逻辑和价值上优先于个人，个人的“小我”只是“大我”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道德自主性和主动性都是非常有限的。在现代社会，一切传统道德体系都受到严重冲击，个人本位形成，由此，个人也担负起塑造道德自我的重任。道德体系、实践路径、个人位置、个人对自己和群体的义务，都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正是在个人寻找自我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之后，认同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集体认同的特点来验证。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讨论了集体认同的四大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其一，集体认同是在消极的意义上界定的，也就是从与其他人对立的角度来定义的。正是在“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中，我们才能被定义。其二，人有多重身份，但认同政治假定，在我们所拥有的身份中，只有一种决定了或至少主导着我们的政治。其三，即使人们从众多认同中选择了一个，但认同或认同的表达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其四，认同取决于可能会发生改变的环境。集体认同的这四个特征，正是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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