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莫里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语系的研究生部主任，系《成为美国诗歌的正典》（Becoming Canonical in American Poetry）和《组队：棒球小说的文化机理》（Making the Team:The Cultural Work of Baseball Fiction）两书的作者。

　　在《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
　　《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

　　1 你只年轻两回：成人、儿童、权力、文化
　　我所任教的大学英语系是一个成人与儿童、权力和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场地。可是，这些联系的本质却常常被忽视了。我们要求我们专业的学生要想拿教师证的话，得修一门儿童文学的课。我们儿童文学的课常常都坐得满满的，可教书的总是副手。儿童文学在讨论招聘计划和课程设置的时候常被忽视，虽然这个专业占我们本科生招生计划的一大块比例。我们没有儿童文学的研究生课程，也没有系列讲座或其他致力于此的活动。我们图书馆的儿童图书就是几百套破破烂烂的教材，还关在一间不透气的屋子里。这些忽视的标志绝不是偶然的，他们部分地构成一个大的权力系统。
　　对比之下，我发现在我儿子就读的公立小学里，儿童文学倒被置于前台和正当中——不管是在大楼占据一大角的图书馆，还是他们的书市、阅读计划和海报。图书馆收藏有很多儿童图书，而孩子们的教育者把这种优先权留给了文学。
　　这种对儿童文学从大学到小学的优先权的递减，不单单是因为两个单位要服务于不同的读者所致。大学也间接地服务于儿童。我们的许多研究生就变成了小学老师。可好像我们所教的有些对他们自身的需求来说并不重要。因为那些低幼儿童喜欢的书和成年人欣赏的书比起来，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说在大学里都占不了什么重要位置。
　　这些年我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这种作用力，因为我是大学老师，还有个读小学的儿子。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文化比起我的来，重要性就差这么多。我不明白为什么公立学校的老师做我们研究生以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宣称，他们进来是因为想教成人的文学。
　　我在工作中无形地和声誉与毁誉这个怪圈达成了某种共谋。通过教那些后来变成低幼儿童老师的成年本科生，我赢得了声誉。有些我省略没教这些本科生的，就像我关于儿童问题也保持沉默一样的，就是效力于这些他们要教的孩子后来会变得多么不值当。在这个怪圈靠后的地方，这些同样的人会作为研究生再次进入大学，因为他们会对儿童教师缺少威望感到不满。然后他们让我的声望又翻了一番，因为教研究生比教本科生更有名望。如果教成年人好，教岁数大的成年人更好。通过一种奇怪的逻辑，我在早些年教研究生的几个学期里感受到了最有权力的教学场面：几乎我所有的研究生都比我岁数大。我干这行不会感到比那种时候更强大了。
　　这个体制把权力导向我的方向，但我作为家长和大学英语老师的经历，使我想反体制行之。可是，我不想把这个描绘成高尚的反叛或夸大我掌握的权力。我获得的局部的和手边的权力可以揭示大众文化更广泛的流通情况。我设想要是在我这儿的积水处能搅起一个向相反方向的漩涡，没准会顺水推下去。
　　尤其是给我儿子法兰朗读让我思考了很多。我妻子和我从他一岁起给他念《在爸爸身上蹦蹦跳》，一直到阿诺?洛贝尔（Arnold Lobel），再到初级插图经典，延续到他6～7岁时的“鸡皮疙瘩”系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9岁了，在自己读又大又长的《变形记》和哈利?波特。他自立了。可在早先那6年左右的家长强化阅读阶段，我意识到我喜欢这些给法兰读的书，远远超过那些我正在读和写的为了挣教授和保职位的美国诗歌学术书。其实，我喜欢《在爸爸身上蹦蹦跳》超过现代图书馆里的20世纪百部经典英语小说。比如说，它比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就有意思得多。可我找不到一种语言来表达这种价值判断。
　　这种语言在传统的美国文学学术圈里不存在。甚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考量和圈画经典的圈子里也不存在。把女性和非白人作者的文本重新纳入经典的活动并没有延伸到给儿童看的文本中去。实际上，新被纳入的作家作品需要整得相当“严肃”，以证明只有学者们的兴趣才合理合法，所以给儿童看的书常常就被排斥在外。乔安娜?强森（Joanna Johnson）曾给我指出，自从美国最早的一批畅销书女作家以来——苏珊?华纳（Susan Warner）、哈芮特?B?斯窦（Harriet Beecher Stowe）、路易莎?M?阿尔卡特（Louisa May Alcott）——就有一种趋势，使女作者保幼化（juvenilizing）。在一种贬低儿童的文化里，复原这些作家的地位几乎意味着需要再版或者重新审视他们的作品是否适合成人；或在某些情况下，从潜在的写给成人的角度，重新考量像《荒蛮世界》和《小妇人》这样的文本。
　　而且，随着法兰长大，我陆续看了许多儿童电影，本来从我自己的童年结束到刚成为人父的这些年里，我早就不看这些东西了。我意识到在这里有一个学术几乎完全忽略的动态的文化系统——这既是从英语系日益重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严肃（或不怎么严肃）成人电影的角度来说；也是从儿童文学在童书管理员和儿童文学专业生中间日益兴盛的角度来说的。孩子也许可以通过图书半私密性地认同“我是汤姆”或食蚁兽阿瑟，而这些电影却是刻意给被设计成戏剧秀的全美国家庭看的——不管是借着剧院，还是随着录像带征服世界而日益走进家庭，总之这些电影大行其道起来。这些电影除了若干内容，还告诉美国的家庭，作为家庭如何行为举止。权力也在那里流通着——可是怎么流通的？除了沉溺于它的影像，又该怎么看待它？
　　这本书是对通过儿童文化表现出来的权利关系的一系列观察所得。我不是要宣称对儿童文化的整体运行情况、哪怕只是上世纪90年代的状况，推出什么通用的理论。这个领域太广泛了。我的观察如果算协调一致，那也只是基于一对父母与他们20世纪80年代晚期生的孩子共同分享的一类典型的郊区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我没为这本书做“研究”，虽然我确实读了并看了不少。其实是文化找的我并给我留下对它的印象。
　　我特定的观察对象包括像《黑美人》《秘密花园》和《彼得?潘》这样的经典，它们今天仍然是儿童文化的一部分，就像在当时的时代一样（如果没有更甚的话）。我的观察对象也包括转瞬即逝的当代儿童系列小说和儿童电影——虽然旧的转瞬即逝但总是有新的替补上来，因此反而矛盾地构成了最稳定持久的一个文化元素。
　　我在此提及的这些心得并没有经过任何严格的学术关联性的检测，只是为了表明儿童文化可以多么紧密地互相交织在一起，而那种文化又是如何与成人的权力作用并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对成人和儿童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太熟视无睹了，常常会看不到成人和儿童之问所有的相互作用都涉及文化权力的调和与协商。我们比别人权力大因为我们比他们更“成年”。或者我们比别人更“成年”因为我们比他们权力大（当然，这就是我的研究生为什么想教成人的原因）。最大的侮辱就是叫别人“嫩”。所以我们会笑T恤上的标语：你只年轻一回，可你会嫩一辈子。
　　用性别和种族、智力和能力、性和阶级来侮辱人对社会来说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心里事先审查并加以禁止。拿孩子气来侮辱人却是最后一道防线，这总不会有问题。侮辱别人说他或她只有三岁孩子的注意力时，谁会先过两遍脑子？除非要刻薄到像格柔柯?马克思（Groucho Marx）那么说话：“你只有三岁孩子的脑子，我敢打赌他还不乐意要呢。”Childist算个词吗？Ageist算，可它是指对老年人的歧视。似乎对年轻的偏见就是生活的一个条件。甚至发现一个人内心儿童的一面，比如流行心理学，都是为了摆脱它以更彻底地长大。
　　当然，孩子气也会很好玩，可这种好玩和侮辱意味的并存正像死亡也又好玩又侮辱人一样。我们都要死的，所以我们可以泛泛谈论死亡，将其作为一种通用的比喻或没有个人攻击性的玩笑，除非我们真要死了（死好玩，可死于艾滋病的朋友就不好玩了）。我们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孩子，所以孩子气的好玩基本是同样方式的。正是当一个人真的很接近孩子气的时候，管那人叫毛孩子时的幽默和侮辱才变得最强烈和明显。没有比少年更急着摆脱儿童这个称号的了。
　　权力是这种焦虑的主要根源。通过把自己摆到成人的位置上，而把权力施加给另一个人，使这个人无形中变得像儿童，这可以被称作保幼化（jevunilizing）。保幼化绝不是无关紧要或良性的权利关系，因为成人对儿童的关系很少是无关紧要或良性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文学理论里权利关系的保幼化情形，复杂精妙的读物可以被看成成熟的，天真无邪的就是免不了孩子气的。
　　……

1．你只年轻两回：成人、儿童、权力、文化
2．美人：关于《黑美人》
3．野兽：狗的故事和小孩
4．“鸡皮疙瘩”系列：系列小说在1990年代干了些什么
5．不可能性：谈谈《秘密花园》和《彼得·潘》
6．恐慌袭来：电影中的儿童作为成人、成人作为儿童
7．多义性：谈谈给幼儿的图画书
参考书目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