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生于沈阳，成长于北京，祖籍浙江淳安。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1981）。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1984）。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1990）。

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并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及“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教学研究广泛涉及了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

学问的开端，是这一学问的思想史。学术与学术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思想史相当于一幢装满“心智地图”的大厦，在那里，有遗存在传统里的各种思考。只要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历史上出现过的Z聪明Z智慧的人，我们就要认真浏览这些心智地图，并很容易就注意到那些公认Z聪明Z智慧的人和他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以及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他们认为重要却尚未澄清的问题。本书记录了作者对思想史关键问题的理解与思考过程，对思想史当中核心的“理解”“表达”“情境”“重要性”“个体与整全”“思维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讨论。

自序（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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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相当于一幢装满“心智地图”的大厦，在那里，有遗存在传统里的各种思考。只要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历史上出现过的Z聪明Z智慧的人，我们就要认真浏览这些心智地图，并很容易就注意到那些公认Z聪明Z智慧的人和他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以及，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他们认为重要却尚未澄清的问题。

十几年前，我为实验班同学们解释何为“重要问题”。那时我列出重要问题的三要素：（1）挥之不去，反复发生；（2）以前已有足够多的学者讨论过从而在学术传统里可以找到问题的痕迹；（3） 足以打动研究者的心灵， 让他相信这是“属于他的问题”。实验班的同学们，有几位可能找到了具备上列三要素的问题，大多数可能还没有找到。牛顿之前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我认为他必定是找到了重要问题。因为他这样感慨：在我动笔之前，上帝等待了数千年。在我停笔之后，世界还要等待悠悠数百年之久，才有人来读我写的。在当代中国，我认为梁漱溟找到了他的重要问题。因为，他从香港乘船到澳门，始终立于小船前头，日本飞机前后左右投弹，炸沉了他前面的小船和他后面的小船，唯独不能炸沉他的小船。岸上来迎接他的友人都很惊讶，询问为何。他坦然相告：我这一生要写三本大书，若书未写完我就死去，则中国大地山河为之色变。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信念，源于他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重要性感受。俗语说，人靠“精气神”活着。南怀瑾的解释是养生家的（“精”“气”“神”各有其深意），但通常的解释，很直白，就是“人靠精神马靠鞍”。梁先生自信找到了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且以中国之大，这一使命居然“非他莫属”，当然，也就有了让他不死的精神力量。果然，出版了第三本书《人心与人生》，几年之内，梁先生辞世——喷血而死。

思想史的核心意义，对教育而言，就是熏陶学生们关于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否则，我问学生们，你们到哪里接受这样的熏陶？可是，我读了不少思想史教材，却无一本教材将这一核心意义提出来。可能因为在西方的学校里，老师并不关注学生们是否有重要性感受。主流教育学家的观点，学生是否有重要性感受，这是“天赋”，多数学生没有，故而民主社会的教育不必关注。另一可能的理由是，西方的学生可跟着优秀老师研究具体课题，言传身教，可有重要性感受的熏陶。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学校，大多数学生只是老师的“打工仔”，甚至课题的全貌都无从熟悉。注意，在人类知识的版图上，不熟悉全貌的人，很难有重要性感受。

阅读国内发表的思想史论文，我的感受是，国内的作者要么缺乏逻辑训练，要么缺乏哲学训练，这在西方很少见，因为西方的哲学训练（尤其在分析哲学传统里）已包括很好的逻辑训练。这一判断或许太苛刻，但与实际情形相去不远。在中国各大学，思想史的经费越来越少，能够吸引的人才也就越来越平庸。探讨思想史的基本问题，逻辑训练与哲学训练，不能偏废。

我的另一感受是，中国作者发表的思想史文章，当然，常常围绕特定的思想史人物展开。但若局限于此，则人物与思想的意义都被遮蔽。故而充斥着这类文章的是掌故与细节，其中Z佳者，辞章与考据堪称典范而义理不足。思想史视角，要求研究者，如怀特海所言，首先想象“整全”，然后，由整全回到眼下的“具体”，可有重要性感受。余下的任务，是表达自己的重要性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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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 引言：理解、表达、重要性

2. 情境与表达

3. 重要性

4. 思想史基本问题

5. 结语：未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