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叙事研究》：
（二）对“死亡叙事困境”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初期蓬勃兴起的先锋文学，到了80年代中期走向衰落，短短的几年时间先锋文学就陷入了生存困境。过度欧化使先锋文学脱离了中国的文学土壤和氛围，情节不再是小说关注的重点，作品纷纷颠覆传统小说的模式，陷入“叙述圈套”的狂欢，语言晦涩难懂，严重脱离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一味地创新，追求语言狂欢的刺激，使其最终被读者冷落到一边。一个新的流派由刚开始时的勃勃生机，到后来奄奄一息，不能不引起文学界的反思。
余华作为先锋文学作家中的主力，同样逃脱不掉先锋文学面临的整体困境。余华的小说关注的焦点是死亡，他把所有的精力和叙事技巧都融合在“死亡”当中，过度的死亡叙述使余华在80年代中期陷入了死亡叙事的困境，死亡是一个敏感的词语，过度谈论死亡（况且余华前期作品中的死亡是没有一点温情的死亡，是冷得让人发抖的死亡），把人性恶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有媚俗的嫌疑。死亡在他的笔下那么凄惨，给读者造成了视觉冲击和心理冲击。但是一旦这种死亡的景象一次一次展示给人看时，就会使人产生麻木的感觉，就像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开始是闻声落泪，后来就是讥讽嘲笑了。
谢有顺与李德南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一文中说：“在反抗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上，余华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反叛还过于温和、过于隐晦的话，那么在后来的《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死亡叙述》《难逃劫数》《一九八六》《往事与刑罚》等中篇小说中，‘叙事革命’的色彩则越来越浓。”“‘暴力的辩证法’是中国式的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余华对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的瓦解，正是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式的‘暴力的辩证法’的改写与重构上。”余华确实如谢、李所言，其伦理叙事发生了转变，也正基于此，余华才有突破死亡书写困境的可能。余华早期的创作受川端康成的影响，开始时是川端的叙事风格将余华带入了一个“死亡享受”的境界，川端康成品味死亡过程的细密感受给了余华灵感，但很快他就陷入了困境。一味地模仿川端康成，使他走向了创作的死胡同。后来余华说：“几年后的今天，我开始相信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比他任何尖锐的理论更为重要。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地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就这样，余华在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型，死亡叙事中加入了很多的温情成分，这也是余华向本土化回归的转变。这时影响余华的作家主要有卡夫卡和福克纳。诡异的想象、民间化的写作方式使余华重新复活，转型后的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其他作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给余华的创作带来了新鲜和活力，但是真正拯救余华创作的是余华本身、他自身的经历，及其死亡书写过程中强化着并深入着的对死亡的思考，这些使他对死亡的思考由表面上升到哲理性的高度。这种高度是对整个人类生存的一种人文关怀，它探讨的是死亡背后的真正意义，可以说他突破了“死亡叙事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其他作家的借鉴使余华的创作思想不断深入，而真正能使余华不断创新的关键，是他的死亡书写过程本身，死亡书写成就了创新的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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