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遗 弃
1913年，乔治·巴塔耶15岁时，他的父亲发了疯。 约瑟夫-阿里斯蒂德·巴塔耶（Joseph-Aristide Bataille）当时患有梅毒。梅毒病是很久以前感染上的，也许在他放弃医学研究之前，但肯定早于他把全家从多姆火山区的比隆镇（巴塔耶于1897年出生于此）迁至他们现在居住的兰斯。约瑟夫-阿里斯蒂德在巴塔耶出生前已失明，之后又瘫痪了十年多。疾病的后果令人伤心，却是无法避免的。
约瑟夫-阿里斯蒂德终日与一张椅子为伴，骨瘦如柴，蹒跚挪步时极为痛苦。数十年后，巴塔耶仍然记得父亲“凹陷的双眼、像饿鸟的长鼻、痛苦的尖叫、有气无力的笑声。” 他还记得这个老人的身体如何一步步每况愈下，虽然他想帮帮他：
让我更难受的是看见父亲很多次大便的情形……他从床上下来（这时我会上前帮把手），然后坐上夜壶，这个过程极其艰难，他身上穿着长睡衣，通常还戴着棉睡帽（留着灰白杂乱的八角胡、很大的鹰钩鼻、空洞的双眼茫然呆滞）。有时，“电击似的剧痛”让他如野兽般嗷叫，伸出一条弯着的腿，徒劳地想用双臂抱住。
对巴塔耶而言，早年这幕排便的场景也在约瑟夫-阿里斯蒂德“撒尿时的眼神”中有所反映、回响和延伸：
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瞳孔经常向上呆滞地望去……他的眼睛空洞巨大，占据了鼻子两侧。撒尿时，巨大的双眼几乎神色全无，一副令人目瞪口呆的表情。在只有他能看见的世界中，能让他略带嘲讽且恍惚发笑的世界中，这是一种放任、僭越的表情，令人目瞪
口呆。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男孩帮助一位痛苦的病人时的情景。年少的巴塔耶爱自己的父亲，但成人后他发现这种爱并不自然：从最近研究的心理分析的角度思考，他认为多数男孩爱的是母亲。 但巴塔耶的确爱父亲，至少早年是这样的，即便当时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
然而在当时以及之后的时间里，巴塔耶一直受到恐怖的、反复出现的梦和记忆的困扰，其中有父亲的“快乐”，还有他家位于兰斯市法布赫-塞艾斯大街65号那幢房子的酒窖。（需要注意的是，兰斯是以酒窖闻名的城市：一座香槟之都。）巴塔耶在一些场合提到过这个场景，但语焉不详：哪一部分是他年少时的梦中遭遇，而哪一部分是来自记忆，无论是对年少时的记忆，还是来自年少时的记忆，抑或是最近的回忆。在巴塔耶的生活和写作中，虚构不断在事实之上展开；确定无疑的真相却飘忽不定。
我记得手里拿着蜡烛，与父亲一起下到酒窖。梦见一只拿着烛台的熊。孩提时代恐怖的蜘蛛等，使我回忆起曾坐在父亲的腿上，裤子被脱了下来。一种在极恐怖和极壮观之间的摇摆不定。我看见他带着苦涩盲目的笑容，张开污秽的双手放在我身上……我差不多三岁的样子，赤身坐在父亲腿上，阴茎充血，如同太阳……父亲用手打我，而我看见了太阳。
在另一则文字中，父亲成了挂着铃铛和彩色缎带的熊，手中举着蜡烛。酒窖的楼梯显然很陡；黑暗和潮湿令人心惊胆战；一座有蜘蛛和老鼠的房子。巴塔耶由这些记忆联想起7月14日——法国国庆日——的烟花表演和庆祝活动。
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乔治·巴塔耶的身体受到了父亲的虐待？一次？还是经常？如果的确发生过，那么他对此侵害作何反应？这样的事情在他的作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终其一生，巴塔耶既痴迷于可怕的性犯罪者（如恋童癖患者吉尔·德·莱斯[Gilles de Rais]），也同样痴迷于遭受上帝蹂躏的圣徒。巴塔耶自己的色情想象——即产生了《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这部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色情小说的想象——最终会诉诸性侵和亢奋这二者的叛逆性融合。但刻写于这种虐待叙述中的屈服逻辑依然模棱两可。一方面，侵害者显然是个怪物，一个放任自己原始欲望的怪物，而遭受侵害的少年明显受到了虐待。另一方面，侵害者显然可怜而虚弱，少年则陷入其不能理解的快乐，不能自拔。
那么还是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现有的证据并不充分，而且其中虚构内容太多，并不足以给约瑟夫-阿里斯蒂德定罪。况且，所定之罪可能只是可怕的屏隔回忆（screen memory）而已。20世纪40年代，这些事情过去将近四十年之后，巴塔耶回忆父亲当时攀爬酒窖楼梯时非常吃力。而且在另一份记述中，巴塔耶回忆父亲一天从外面度假归来后对他表示了“同样的关爱”。 尽管——或许因为——巴塔耶在回忆中一再提起并不断重复父亲的关爱，但他在意义含混的悲剧小说中隐藏了令人痛苦的情感。
1912年，巴塔耶突然辍学。那时他15岁，从来就不是个好学生。他很容易走神，同学也和他过不去。他不怎么写作业，笔记本里都是乱写乱画的涂鸦；不停地涂改线条、图形和滑稽的轮廓。有一次，他整堂课都在用钢笔给一名同学的衬衫上色。 13岁时，他问一个同学他们之中谁读书最为懒惰。答案是他。可如果是全校呢？还是巴塔耶。 他声称自己“1913年1月差点被学校开除”。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饱受厌学的痛苦。” （多年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在亚历山大·科耶夫讲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课堂上，他还打了瞌睡。 ）
他终日独自四处游荡，骑车穿梭在长满葡萄的山林之中，感到之前对父亲的感情已悄然变为“深深的、无意识的憎恨”。 他从未在任何地方解释如何以及为何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就是那个春天，他的父亲发了疯。巴塔耶的哥哥马夏尔（Martial）当时已搬到外面居住，因此他的母亲玛丽-安托瓦妮特·巴塔耶（Marie-Antoinette Bataille）派他去请医生。他很快就回来了。医生当然对这个精神错乱的病人也束手无策，而巴塔耶的父亲的确已无药可医。医生刚跨进隔壁房间，约瑟夫-阿里斯蒂德就在其身后高喊：“大夫，你跟我老婆上床完事儿后，告诉我一声！”
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刺痛了他的儿子。多年之后，巴塔耶写道：“对我来说，那句话，瞬间消解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所带来的意志消沉，无意中我突然产生了某种坚定的责任感：我在任何环境中，必须找到与那句话对应的东西。” 那句话带有巴塔耶整个思想和风格中富于感染力的污点：这使得一个瞬间与一个持久坚定的责任之间，一个无意碰到的偶然事件与一件必行之事之间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这是通过逻辑和视角的极端倒置发挥作用的（严格的家庭教育中，什么是令人意志消沉的？）。一切都从此开始。
约瑟夫-阿里斯蒂德的疯狂控诉撕下了少年巴塔耶的面具，撕下了仁义道德的面具，撕下了父母和医生脸上的面具；这些象征规范和权威的脸面，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脸面。这句令人作呕的话打开了一个无限自由的世界。从此之后，巴塔耶终其一生的必行之事，或曰他的职责，就是在所有情境中寻找那句话的对应之物：不仅在所有的故事和情色艳遇中，而且在所有的行为、所有的经历、所有的词语、所有的思想之中。原先高不可攀之物被拉下神坛，而原先为人不齿的东西被奉若神明。如此误置滑脱成了所有经验的特征。他以类似的僭越、贬损和倒置看待生命中的一切：无尽的不合常规、不停的反转颠覆；不断重复破坏律法的法则。
多年之后，巴塔耶在回忆中谈起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意识到自己要致力于建立一种自相矛盾的哲学，并将这种哲学付诸文学创作。 这个目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 ——因此也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巴塔耶是后来才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而其思想根源是自己父亲的话语。巴塔耶反复回想父亲失明的痛苦、有气无力的笑声和痛苦的嗷叫，他承认：“我想我愿意成为他那样的人！我如何才能不去质疑这显而易见的忧郁呢？” 这个年轻人一度憎恨他曾经热爱的父亲，此时又开始认同父亲，甚至认同他的堕落。
第二年10月，巴塔耶返回了学校，这所男童学校在兰斯以南26公里，位于马恩河畔的埃佩尔奈，这回巴塔耶成了寄宿生。一年之内，他已经完成了高中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通过了所有罗曼斯语言考试，但没有一门成绩是优等。在学校的新朋友保罗·勒克莱尔（Paul Leclerc）唤起了巴塔耶对于天主教的兴趣。对此，巴塔耶的父母都无法相信：他的父亲没有宗教信仰，母亲也不感兴趣。 保罗·勒克莱尔不仅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而且与兰斯圣母院的吕松（Luçon）红衣主教交往很多。
那个夏天，也就是1914年夏天，巴塔耶在这座教堂参加了弥撒晨课。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夏天。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一场战争正渐行渐近，无法避免。巴塔耶的哥哥马夏尔已于7月应征入伍。在吕松主教的弥撒晨课上，教堂里挤满了“准备从容赴死”的士兵。 巴塔耶后来说自己在1914年8月接受了洗礼，即战争爆发的那个月。
兰斯立刻成了一个被包围的城市：“它好像处于殉难的前夜。” 这句话出自巴塔耶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他应朋友邀约写了一本小册子，纪念这座教堂，小册套用了教堂名——《兰斯圣母院》。之后，这个概念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即在战争中理解生命。 24年后，在另一场战争中，巴塔耶创作了《有罪》（Le Coupable）（Guilty），当时德国攻占巴黎，他被迫逃往出生的地方。在《有罪》中，巴塔耶再次提到了“圣徒的生活”。 对于巴塔耶而言，战争预示着世界末日、人类难以想象的痛苦：与革命和宗教狂热一样，他认为战争为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最强烈的刺激。
9月5日到12日的这个星期，德国的轰炸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也几乎毁掉了这座教堂。大多数窗户被炸飞，部分砖石建筑已垮塌，成了一堆破碎不堪的石块。城市被占领后，德国人又将教堂付之一炬，但教堂并未完全倒塌。“今天，她在满目疮痍中站立着，残缺不全，”巴塔耶于1918年写道。
巴塔耶和母亲跟着城里的大多数居民一起逃走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逃亡者的车队在侵略者的追击下前行着，他们遭受的痛苦真是一出人间惨剧；一辆接一辆的马车上堆满了家具，而一家一家的人就栖身于家具堆上；一路上，可怜的人们肩挑背扛，穷困潦倒的惨相，如同绝望之人。” 约瑟夫-阿里斯蒂德·巴塔耶因病重而无法逃走，难民们把他交给管家照顾。
帕斯卡尔的故乡——克莱蒙费朗——向南是里翁埃蒙塔盖，这里有一个中世纪的山村。母子二人与巴塔耶的外祖父母——安托万·图纳德尔（Antoine Tournadre）和安妮·图纳德尔（Anne Tournadre）——生活在一起，避开战乱的威胁。他们偶尔收到约瑟夫-阿里斯蒂德寄来的书信，信中他声嘶力竭，被当年就要降临的死亡痛苦地折磨着。儿子希望回到病重的父亲身边。他哀求母亲返回兰斯，但被拒绝了。即便德国人被赶出这座城市后，她也决意不再回去。巴塔耶对父亲的思念与日俱增。在里翁埃蒙塔盖狭窄拥挤、极其古老的灰石砌成的圣乔治教堂，他连续祷告数个小时，或者在乡野和周边的村庄游荡。他曾想过蒙受上帝的感召，出家当个僧侣。
1915年，巴塔耶的母亲突然间意志消沉、痛不欲生，这种状态间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失明瘫痪的丈夫遗弃在了一个遭受战争蹂躏的城市，几乎使他必死无疑，良心的谴责与灾祸降临的念头一直折磨着她。巴塔耶尝试猛地扭动她的手腕，希望能帮她恢复神智。母子二人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张，他将房间里一对沉重的烛台搬了出去，担心她会在自己熟睡时下毒手。有一次，母亲不知去向，人们找到她时，她正在阁楼上吊，勒着绳子挣扎，绳子不够紧，没死成。一天夜里，她要在一条小溪里淹死自己，但水太浅了。巴塔耶找到母亲时，她“腰带以下都湿透了，裙子滴着
溪水”。
秋天来临，经过当地医生和家族世交朱尔斯·德尔泰伊（Jules Delteil）的诊治，玛丽的神智逐渐恢复正常，答应儿子回去探望父亲。当全家得到了约瑟夫-阿里斯蒂德病入膏肓的消息，且确定无疑时，玛丽这才同意回到丈夫身边。但为时已晚。约瑟夫-阿里斯蒂德·巴塔耶死于1915年10月6日，当时只有管家在旁，可以说是在孤苦伶仃中死去的。他甚至拒绝请牧师前来。在巴塔耶的心中，他那个失明、瘫痪、患有梅毒、表情痛苦的父亲孤独地死去了，但不仅是孤独，更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被妻子和儿子所抛弃。他们赶到后，安葬了他。
孤独和遗弃对乔治·巴塔耶而言就是生命的真相，也是死亡的真相。在巴塔耶看来，人并不是被抛入这个世界，而是被遗弃于其中。而这里的孤独与战争的痛苦是难以区分的。多年之后，巴塔耶在《有罪》中反复思考自己的孤独感：“一阵受伤的哭喊！我陷入自己的孤独而失去了听觉，孤独的喧嚣比战争还要强烈。即使痛苦的哭喊对我也是枉然皆空。我的孤独是一个帝国，拼命去占有：这是一个被遗忘的星球——酒精和知识。” 尽管时光流逝，我们依然能在这个受伤的哭喊中听到巴塔耶垂死的父亲的哀号求助，一个被遗弃者在孤独中奄奄一息，发出的喊叫无人理会。孤独的帝国也是帕斯卡尔的帝国：在此帝国中，一个人的可悲源自其不能孤独自守，而遁入知识和酒精的享乐之中。 巴塔耶的整个一生就是在逃离孤独，既逃离他与世人隔绝的孤独——逃入他们的集体、社群、怀抱——也逃离他作为人群中单独个体的孤独，即逃离不能自足的人类的本体孤独。巴塔耶的著述记录了人类懂得社群的界限，又无法孤独自守。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着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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