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忆》：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住在南京，当时大概是1930年的样子，他的一个老朋友，比他岁数小得多，叫做袁任远，这个人后来是我们党的一个负责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湖南省的副省长和青海省委的书记，现在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么一个老同志。曾经在苏区打过仗，后来在六军团，就是王震、肖克的部队里面经过长征到的陕北。袁任远比我爸爸小好几岁，是我爸爸在长沙时的小朋友，当时在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的时候，他从湖南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路过南京，我爸爸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共产党，可我爸爸还把他留下住在我们家里，掩护起来。那时我还见过他，他对我还有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湖莆当剧省长时候跟我爸爸还有来往，也曾经问过我，但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找过他，我爸爸、妈妈当年的同学、同事包括后来成了一些领导干部的，我一概不找，可能这就是我的一点清高吧。我爸爸当时在国民党的华侨事务委员会里面当一个委员，算是国民党的一个官。所以，他可以掩护共产党的人。1935年他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一个老朋友在一间房里劝他宣誓加入中统，他坚决拒绝，说党内不能搞派系。1943年，我爸爸在河南洛阳当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洛阳分社主任，那时，河南非常苦，你们都知道所谓的水、旱、蝗、汤，就是当时的河南，特别是那年闹旱灾闹得非常厉害，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好多河南人都逃荒了，李准写的小说叫做《黄河奔流去》和冯小刚的电影《1942》就是这个背景。我们在洛阳的那个时候，每到天黄昏，就看天上乌云一样地飞着蝗虫，漫天的蝗虫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带绿色的植物都吃光，地上则见一群一群的灾民往西边逃。那时五斗麦子就可以买一个灾民的闺女。当时的河南人苦得很，但是国民党封锁消息，始终不让河南闹灾的消息传到全国去，把新闻工具全控制了。当时有一个《大公报》的记者叫做高集（我现在知道叫张高峰）到了河南，并进行了采访。当时国民党的邮电都是要检查的，他写的通讯报道就发不出去，结果也不知道他找的我爸爸，还是我爸爸知道了，总而言之，我爸爸就利用中央社的电台帮他把消息发出去了，那时中央社的消息也要经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所长也是湖南人，跟我父亲好像也是朋友。因为都是国民党系统的，他对中央社的电讯的检查就比较马虎，我爸爸就钻了这个空子。那时候他们的新闻检查所每天晚上十二点钟前收送检的稿子，十二点以后就关门不收了，就得等第二天了，我爸爸就专门等到快关门的时候派妥人把《大公报》记者采访的专稿给送去了。那帮官僚那时已经昏头昏脑，瞌睡拉撒的，看也不看，随手盖了一个章子，表示检查完了。稿子发回来以后，我爸爸就用自己的电台发报到重庆。那时中央社地方单位都配有电台。发了以后，《大公报》就把这个消息登出来了，而且《大公报》还发了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这社论讲的是重庆的达官贵人纸醉金迷，过着非常荒淫奢侈的生活，而中原河南大地一片凄凉，饿殍载道。这样，河南闹灾，人民痛苦的消息传到重庆去了，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在国民党的中央参政会上，河南省的参议员就提出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封锁消息，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搞得蒋介石非常狼狈，狼狈之余就调查这个事情，一查消息怎么传出来的，就查到了那里的中央通讯社，查到我爸爸那里去了。我爸爸那时也有一个挡箭牌，就说这个消息是经过受检的，所以责任就在这个新闻检查所，因为这个事情，新闻检查所的所长就被撤了职，我爸爸也很危险，因为当时蒋介石大怒，要查办，据说还要枪毙，后来我爸爸被中央通讯社的几个老朋友，也就是中央通讯社的社长叫做肖同兹，这个人也是当年湖南劳工会的领导，他想法子打了圆场，事情就掩盖过去了，我爸爸就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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