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歌者：李元阳》：
封建时代的政治界，是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李元阳在政治命运上，虽没有那么多的磨难与挫折，但他见识了官场的惊险和尔虞我诈。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元阳并未被各种强势群体压倒，而是特立独行，秉持赤子之心，尽自己应尽的责任。
“大礼议”的余波
李元阳进士之后，初授翰林院庶吉士。然而，这时候发生了“大礼议”事件。
武宗死于纵欲无度，因暴卒而此前未立子嗣之故，依兄终弟及之祖训，其从弟、兴献王朱佑杭之子朱厚熄进京承袭皇位。世宗即位后第三天就遣派官员迎接其生母兴献王妃，第六天，即下令礼官集议其父兴献王的封号。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朝臣为维持大宗不绝，援引汉定陶王和宋濮王故事，认为世宗应过继给武宗之父、孝宗朱佑樘，称其为皇考，而以生父佑杬为皇叔父。世宗对此表示不满，认为父母不能互易，欲以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尊“兴献皇帝”称号，要求另议。七月，礼部观政进士张璁反驳杨廷和之说，支持世宗“继统不继嗣”之说，认为世宗应尊崇所生，世宗得张璁上疏如获至宝，即召见廷和等，下令尊己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但被杨廷和等拒绝。这是“大礼议”之始。
嘉靖元年正月，世宗勉从杨廷和等议，尊孝宗帝、后为皇考、圣母，本生父母为兴献帝、后。嘉靖二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经与张璁多次讨论古礼，再次上疏，抨驳杨廷和等人的议礼之失，请正大礼之议。杨廷和因世宗不听劝诫又昏于政事而感到自己的衰朽和对朝政的无望，于三年二月致仕。杨廷和的退出是“大礼议”的重要转折。此后，附和张璁等人之主张者益多，世宗又决定召张璁及桂萼等人来京议礼。党附杨廷和的阁臣为阻止张、桂等人来京，迫于形势，妥协愿意加称世宗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张、桂于赴京途中驰疏奏请，力主去“本生”之称。群臣激动，欲效景泰年间户部给事中王竑于皇帝面前击毙宦官王振死党马顺之故事，扑杀张、桂二人。二人匿于武定侯郭勋家，数日不敢出门。七月十二日世宗正式下诏去“本生”二字，称兴献帝为“恭穆皇帝”，朝臣不服力争，十五日，世宗招毛纪说：“此礼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与翰林杨慎集合朝中官员共二百余人，杨慎愤言道：“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群臣自辰至午，跪于左顺门前，吁请收回成命。世宗在文华殿听见哭喊，命司礼监谕令群臣退去，群臣要求皇帝答复。首辅毛纪也加入示威行列。世宗再下谕，群臣仍不起。世宗大怒，遣锦衣卫逮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等八人，杨慎等乃撼门大哭，声震阙廷。世宗愈恼，下令逮捕未退走的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下狱，令余八十四人姑且待罪。次日，一百八十余人受杖，编修王相等十八人被杖死。九月颁诏，定称其父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称孝宗为“皇伯考”。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的转折点，此后朝臣多依违顺旨，张璁等人所议世庙神道、庙乐、武舞及太后谒庙等礼议，多顺利实现。
世宗争取“大礼议”的原因有二，一是心理因素，二是政治目的。“大礼议”使得杨廷和嘉靖帝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职为民，这样就中断了杨廷和在武宗去世后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由于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世宗也私欲膨胀、日渐腐化，大兴土木、迷信方术，开了晚明颓废之风的恶例。张璁等议礼派人物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朝廷官员因此认识到奉迎君主能够带来巨大利益，从此官场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风渐颓。
杨慎是杨廷和之子。杨慎因为两上议大礼疏，尤其“左顺门事件”引起世宗的憎恨，为此后的人生埋下了隐患。他遭受两次廷杖，几至毙命。世宗对杨慎之父杨廷和这位“始作俑者”一直怀恨在心，而此时曾任首辅的杨廷和已经致仕，世宗因此便愈加迁怒于杨慎，所以在最后的审判中，他给杨慎以最严厉的判决——永远充军，按照明代刑法这是除死刑以外最重的刑罚，殃及子孙。杨慎的戍地本来是山西雁门，而云南在彼时地处边陲，中原人认为其为蛮烟瘴雨之地。世宗或许认为滇地之苦更甚于雁门，所以将杨慎改而充往云南。杨慎于嘉靖三年（1524）七月拖着伤病之躯启程赴滇，踏上了他多艰而沉痛的谪滇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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