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重视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探究事件背后的个人心理动机，以及历史人物的性格对事件的影响。他和马基雅维里一样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试图证明性格和智力有助于个人的成功。他对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不敏感，也不重视，认为过去与现在完全可以类比，从而把研究历史作为当代政治分析和人性探究的工具和方法。他对政治史的解释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命运和神意在他的政治史解释中没有地位。他使用“命运”“神意”等语汇只是出于文学效果的考虑，就像他使用人文主义者常用的文学手法虚构演讲词一样。培根认识到档案材料的价值，不过他在写作历史时还是更愿意像古人那样，依据既存的编年史著作，对其进行润色，添加道德忠告和演讲文辞，使叙事更深刻、更有趣。［2］《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霍尔的编年史为基本材料，再加上其他人的编年史著作和柯顿收藏的抄本文献，以及一些国会档案资料写成的。
他的分析和解释不是出于人文主义道德和政治教育的目的，而是试图在历史故事本身之外，对事件和人物进行权力政治学和理论心理学的分析，实际上主要是基于他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和他对人性的观察。所以，他在叙事风格与人文主义历史家相一致，但在分析解释的方法上却与人文主义者大异其趣。维吉尔和霍尔是用非常理想化的方式来处理政府和王权，根据传统的君王道德标准来分析其政治行为方法。例如，维吉尔把亨利与理想君王的品性和使命联系起来，说亨利英勇果敢，刻苦勤奋，虔诚公正，智慧精明，其目标是要实现国家的正义、和平和和谐，是君王的典范。他虽然说到贪婪是亨利唯一的缺点，但也认为这并非出自其天性，而是命运使然。培根在前人基础上重新描述亨利的性格和行为方法，其方法和目的截然不同。他承认亨利勤奋、勇敢、智慧，但他坚持认为亨利天生贪婪，谨小慎微，刚愎自用，缺乏远见。这些性格特征使他不为人民所爱戴，人民对他只是敬畏、害怕，甚至是憎恨。培根在这样做时已经完全脱离了他使用的材料，实际上是在用他所倡导的新伦理学和政治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亨利的性情和性格的形成和变化。他要分析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社会地位，以及年龄和健康状态等等因素对个人性情和性格的影响，而考察这些变量与个人性情和性格的关联是培根人类心理归纳研究的核心。因此，他认为明智的历史家在于有能力把考察人的个性置于其历史叙述的中心地位，认识到性格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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